1616至1617年南京教案中,中国教徒受刑,耶稣会士被逐;教徒焚毁佛像,佛教界随之发起反击;1632年奉教巡抚孙元化被处死,十二名葡萄牙炮手丧命;1665年历狱中五名中国奉教天文官被处斩,二十五名传教士遭羁押;罗马禁止礼仪之后,约二十万人的中国教会于1724年被禁;哥白尼学说被挡在中国天文学门外一个多世纪。
ENTANGLEMENT · 1583–1644 · RELIGION · From 耶稣会传教网络 → 晚明中国

欧几里得、一幅世界地图与一场落空的信仰:利玛窦在晚明中国(1600年)

利玛窦与耶稣会士如何把基督教装扮成失落的古儒之学,向晚明士大夫带去几何学、绘有美洲的世界地图和新的天文学;中国人接受了什么、拒绝了什么;当朝廷与罗马相继背弃“适应”路线时,代价又由谁承担

1601年1月,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携两架自鸣钟和一架击弦古钢琴进入北京,献给万历皇帝。此前十八年,他身着儒服,力证上古经典早已知晓基督教的上帝。晚明士大夫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了他带来的东西:一幅绘有美洲的世界地图,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以及一套将主导中国历法直至1912年的天文学。朝廷却拒绝了那位神。风向一变,付出代价的是中国基督徒:1616年在南京遭受酷刑,1665年在钦天监被斩首,1724年遭到禁教。

一幅陈旧宽幅的六屏中文木刻世界地图,采用椭圆投影,四周环绕天体图和成列的中文说明。
《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在北京刊印,由李之藻协助刻成六块木版。椭圆形的世界以太平洋居中,明朝疆域靠近中央,美洲在右,非洲与欧洲在左;四角绘有天体图和东西半球图,大段中文说明介绍世界各地民族。这是第一幅向中国读者展示球形大地与五大洲的地图。
Matteo Ricci, Li Zhizao and Zhang Wenda. Kunyu wanguo quantu (Complete Map of the Myriad Countries of the World), 1602.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igitise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此前:利玛窦踏入的晚明世界(1583年以前)

1583年,万历皇帝已在位十年,此后还将再坐三十七年龙椅。前一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十六世纪整饬明朝财政与官僚体系的最后一次持续努力也随之告终1。这一年9月,两名意大利耶稣会士在肇庆进入的这个帝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识字社会。治理它的人经由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笔试选拔而出,他们深信,文明世界的边界大致就是汉字的边界12。

这份自信有一幅地图为证。约1555年,学者罗洪先刊印《广舆图》,在朱思本约1320年所绘计里画方舆图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直到十七世纪仍是中国的标准地图集。作为行政工具,它堪称精良:各省、府、河流、卫所和边关隘口都画在计里方格之上。然而它的世界只是明朝疆域及其朝贡边缘。“西洋”诸国即便出现,也不过是边角处的几个名字。图上没有美洲,因为在中国,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把它画上去。

独占天象的国家

明朝自信的第二件工具是历法。钦天监每年以皇帝名义颁行官方历书,能否准确预测天象,被视为王朝是否仍承天命的征兆34。钦天监内两科并行。汉人一科以《大统历》推算,该历是明朝对郭守敬1281年为元廷编制的《授时历》的重颁本。回回科则以《回回历》推算,这一传统是蒙古统治时期由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带入中国的5。

到十六世纪末,两套历法都已出现偏差。《大统历》的方法三百年未曾修订,而政治上最要紧的日食预报屡屡失准。1599年利玛窦抵达南京时发现,那里按郭守敬设计铸造的铜浑仪所定纬度有误:这些仪器原为另一座观象台所造,从未重新校准5。明朝律法限制私习天文,修历所需的专门知识因此被锁在一个世袭机构之内,而这个机构几乎没有求变的理由3。

士人用不着的数学

晚明中国的数学注重实用与商业。1592年,商人程大位刊行《算法统宗》,这部珠算大全专讲丈量田亩、计征赋税和商贸核算,成为同类书中重印次数最多者之一3。宋元时期那些能解高次多项式方程的代数巨著,早已无人问津,有的甚至已经失传。日后成为利玛窦最亲密合作者的上海学者徐光启,后来曾慨叹数学在此前数百年间荒废殆尽6。

科举所看重的,是熟读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考生通晓几何,于功名毫无助益。当时相关的学问门类如下:

  • 义理之学(理学):讲求理与气的新儒家哲学,以太极为万物之本7。
  • 经学:为相传保存了上古圣王智慧的典籍作注疏。
  • 术数之学(术):历算、占卜、医学和计算,虽受尊重,地位却在义理之学以下,往往交由专门人员掌管3。
  • 三教:儒、释、道。许多晚明士大夫视之为相辅相成的不同路径,而非彼此对立的信条8。

拥挤的宗教市场

晚明中国并不缺宗教,反倒是宗教太多。王阳明(1472–1529)的门人传授良知人人本具、不待读书即可致之的学说,其激进后学更将这一学说推向公然蔑视正统权威,其中最为惊世骇俗者,当数离经叛道的李贽(1527–1602)1。佛教正值复兴。杭州的袾宏(1535–1615)倡导素食、放生和念佛的居士运动,吸引了不少官员及其家眷9。被官府统称为白莲教的民间教门,则作为危害治安的隐患而受到监视,并屡遭镇压10。

新教门要进入这个市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自称正学,与儒家秩序相容;或被归入邪说、异端,像白莲教那样遭到官府处置。许理和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必然要求”:任何外来信仰,必须先证明自己属于儒家体系之内,才能获得倾听的机会8。佛教用了几个世纪才通过这一考验,耶稣会士却想在一代人之内做到。

等待耶稣会士的局面

基督教此前已两度传入中国。唐代景教曾修建寺院,781年立于长安的石碑即为其纪念;十四世纪,方济各会士也曾在元廷供职。两个群体后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11。1583年,除澳门葡萄牙人居留地外,中国境内没有一名基督徒。自十六世纪五十年代起,明朝官府容许葡萄牙人在澳门设立贸易据点,条件是居民不得擅离。中国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意为“法兰克人”,这个名字也用来称呼他们的火炮;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明朝官军曾在广东沿海将他们击退2。

因此,对于这两名请求在肇庆居住的人,明朝官员手中可用的归类十分有限:朝贡使节、商人、海盗,或者像古代天竺僧人那样来自西方的僧侣。罗明坚和利玛窦选择了最后一种。他们剃去须发,披上灰色僧袍,此后十二年间,中国人也一直把他们当作僧人121。

传播:从澳门到紫禁城(1582–1610)

传教事业始于范礼安在澳门作出的一项决定。这位那不勒斯籍耶稣会士时任耶稣会亚洲传教区巡察使。此前的耶稣会士曾以葡萄牙随军司铎的身份尝试进入中国,均被拒之门外。范礼安断定,不会说、不会读汉语的人,在中国不会有人听他讲话,于是从印度调人前来学习汉语12。罗明坚原是阿普利亚的律师,后入耶稣会,1579年抵达澳门。利玛窦1552年生于教皇国的马切拉塔,曾在罗马学院师从数学家克拉维乌斯,1582年8月随后而至113。

承担这次传播的只有寥寥数人。他们或生于意大利,或在意大利受训,凭借葡萄牙王室的保教权,经里斯本、果阿和澳门辗转东来,经费很大一部分出自澳门在对日丝银贸易中所得的份额2。无论何时,在全中国活动的耶稣会士都不过几十人。

北上之路

年份 地点 事件
1583年9月 广东肇庆 应知府王泮之邀,罗明坚与利玛窦获准居留;二人身着僧服
1584年 肇庆 利玛窦的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舆地山海全图》为王泮刊印
1589年 广东韶州 被新任总督逐出肇庆;利玛窦结识士人瞿太素
1595年 江西南昌 耶稣会士改穿儒生丝袍;利玛窦写成《交友论》
1599年 南京 利玛窦定居南都,结识李贽;次年徐光启登门求见
1601年1月24日 北京 利玛窦与庞迪我携贡品进京,献给万历皇帝
1602年 北京 与李之藻合作刊印《坤舆万国全图》
1603年 北京 《天主实义》刊印;徐光启在南京受洗
1607年 北京 利玛窦与徐光启刊行《几何原本》,即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至六卷
1610年5月11日 北京 利玛窦去世;皇帝赐栅栏之地为其墓地

资料来源:夏伯嘉、柏理安、利玛窦本人的记述、奥斯内、安国风,以及阿利吉耶里与科尔西1212141516。

易服

最初十二年让耶稣会士明白,穿僧袍是一个错误。传教事业所倚重的官员并不看重僧人;而按耶稣会士自己的神学,他们视佛教为偶像崇拜,也不愿被当作其僧侣。在韶州,出身官宦之家、放浪不羁的瞿太素起初为学炼金术而投奔利玛窦,后来却留下来学习数学。他提醒利玛窦:在中国,真正举足轻重的是读书人1。1595年,经范礼安批准,利玛窦蓄起头发和胡须,换上了儒生的丝袍和方巾113。

这次易服远不止换一身装束,它让传教事业押注于一套关于中国的理论。利玛窦写道,士大夫“不信偶像崇拜”,尊孔子为“哲学家之王”,然而“当今士大夫中最通行的学说,在我看来似乎取自偶像教派,约五百年前方才颁行”12。按照这种解读,上古经典早已以“上帝”和“天”之名认识了唯一的神,只是后来佛教和宋代理学家用偶像崇拜与唯物之论把这份认识掩埋了。如此一来,基督教便可以不以外来信仰的面目出现,而是以恢复中国自身被遗忘的古学自居。

交友、记忆与地图

利玛窦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并非宗教书。1595年的《交友论》辑录了出自西塞罗、塞涅卡、普鲁塔克和教父著作的论友谊短章。开篇第一条写道:“吾友非他人,乃我之半,即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14。在儒家五伦之中,唯有朋友一伦是平辈之间的关系,而晚明士人的结社正是围绕友道组织起来的。这本书使利玛窦成为值得结交的人物141。1596年,他为江西巡抚撰写了一部论记忆术的著作,向该省应试的士子传授在脑中营造“记忆宫殿”的方法17。

真正使他声名鹊起的是地图。利玛窦从欧洲带来一部奥特柳斯的世界地图集,并在肇庆会所里悬挂了一幅欧洲世界地图。中国访客看到自己的国家被置于世界东缘,颇为不悦。利玛窦于是重新绘制,把太平洋放在中央,让中国靠近正中。以这种形式,地图在全国被传抄、翻刻和重印1218。1602年的北京版《坤舆万国全图》由杭州一位精通数学的官员李之藻协助,刻成六块木版,全图约1.5米高、3.7米宽19。

这幅地图第一次让识字的中国读者看到:大地是球形的,分为五大洲,其中包括南北两个美洲;图上有经纬线和气候带,还有数以百计的地名,并附有各地民族的说明。梅欧金认为,将中国置于中央,是对明人自视为世界“中华”这一观念的迁就;这一让步无损地图的准确性,却为它赢得了读者18。

汉译欧几里得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结识徐光启。这位上海学者曾数次会试落第,1604年方才登第,1603年受洗,教名保禄161。自1606年起,两人在北京依据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本,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利玛窦口述拉丁原文之意,徐光启笔录成中文,由此形成的译本,其术语至今仍在使用。书名《几何原本》为汉语带来了“几何”一词,译本还确定了点、线、面、平行线以及平面几何其他定义的标准术语1520。

徐光启1607年所作序言阐明了儒家士人为何应当关注此书:“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2021。在随附的文字中,他称道此书具有中国数学所缺乏的一种品质:书中每一命题皆由前一命题推出,因此用徐光启的话说,有四件事“不必”——不必怀疑,不必另立揣测,不必试验,不必更改22。利玛窦则在自己的序言中告诉中国读者:“论深奥与坚实,没有任何学问胜过从数学研究中生发的知识”6。

翻译止于第六卷。利玛窦不愿再译下去,徐光启却有此心。他在序言末尾写下一句话,这句话等了两个半世纪才得到回应:“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俟焉”2021。第七至十五卷直到1857年才由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译出15。

一幅黑白版画:一名身着中国儒服的耶稣会士站在一位明朝官员身旁,身后有十字架和中文名牌。
蓄须的利玛窦身着儒服、头戴方巾,立于身穿刺绣官袍、头戴乌纱帽的徐光启身旁,两人之间的祭台上置有十字架,身后墙上以中文和拉丁字母书写两人姓名。这幅版画出自基歇尔1667年的《中国图说》,正是欧洲所接受的那对合译欧几里得的搭档的形象。
Athanasius Kircher. Matteo Ricci and Xu Guangqi, engraving from China Illustrata, Amsterdam, 1667. National Library of Poland.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朝廷、自鸣钟与要理问答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与庞迪我进入北京。他献给万历皇帝的礼物有两架自鸣钟、若干宗教画、三棱镜和一架击弦古钢琴;在呈递御前的奏疏中,他表示愿以天文、地理和算学效力51。皇帝始终没有亲自召见他。然而自鸣钟需要上弦和修理,看管者必须住在宫廷附近;耶稣会士因此获赐居所与俸给,传教事业也就在帝国中枢站稳了脚跟12。

传教会的宗教文本《天主实义》于1603年刊印。全书采用“西士”与“中士”对话的形式,依据的是理性和经典,而非启示。书中将基督徒所称的“天主”等同于《诗经》《尚书》中的“上帝”;抨击佛教的空与轮回之说;并驳斥理学所主张的非人格的“理”或太极可以作为世界本原的观点23。对于这种方法,利玛窦向上级毫不讳言。他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我们认为在这本书中,与其攻击他们的说法,不如加以引导,使之合乎天主的观念;如此一来,我们看上去不像是在追随中国人的思想,而是在诠释中国作者,使他们追随我们的思想”724。

柱石与教徒

官员中的教徒为数寥寥,却颇有权势。其中三人后来被称为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

  • 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主持修历4。
  • 李之藻(1565–1630),杭州人,1602年地图的合作者,译有天文学和算学著作,1610年受洗1。
  • 杨廷筠(1562–1627),杭州人,原为佛教护法,后成为传教事业最坚定的平信徒捍卫者11。

在他们之下,教徒人数很少。柏理安依据耶稣会士自己的报告统计:1606年约有基督徒一千人,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约二千五百人,1615年约五千人225。在一个人口远超一亿的帝国里,这只算得上一个小教派。柏理安的研究还表明,后来构成中国教会主体的教徒,绝大多数并非官员,而是市民和村民,他们由一些如今已被遗忘姓名的耶稣会士组织进各种善会。柯律格在评论该书时也认为,“人们对利玛窦和少数几位著名后继者,以及他们通过精通中国文学与文化而与中国精英社会实行‘适应’的策略,关注得太多了”26。

一幅油画肖像:一位蓄须老者头戴黑帽、身穿深色中式长袍,画面底边有一行拉丁文题字。
须发斑白的利玛窦头戴黑帽,身穿深色中式长袍,双臂交叠,背衬蓝灰色天空;底部一条拉丁文题带称他是耶稣会中第一位将福音传入中国的人。这幅肖像由来自澳门的中国耶稣会修士游文辉在利玛窦1610年去世后不久于北京绘成。
Emmanuel Pereira (You Wenhui). Portrait of Matteo Ricci, c. 1610. Chiesa del Gesù, Rom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去世后,庞迪我上疏朝廷请求墓地。皇帝将北京西城外栅栏的一处地产赐给耶稣会士。对于一名并非使节的外国居留者而言,这是罕有的殊荣。葬礼于1611年11月1日举行1。

改变了什么,取代了什么(1610–1644)

利玛窦去世时,在华基督徒不足三千人,在皇族中也毫无立足之地。他留下而得以延续的,是一套工具:一幅地图、一门几何、一种推算天象的方法,以及一个需要这种方法的官员网络。真正改变明朝国家的那条传播路径是天文学,而决定其走向的,是一次日食。

敲开朝廷大门的日食

1610年12月15日,利玛窦去世七个月后,北京出现日食。钦天监的预报错了。自1607年起便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熊三拔则准确预测了这次日食516。徐光启等官员力主借助耶稣会士修订历法。熊三拔与庞迪我着手翻译,但钦天监从中阻挠,1616年的教案又使此事半途而废5。与此同时,耶稣会士向欧洲求援,要的是受过训练的天文学家,而不只是受过数学教育的神父。约1620年抵华的人中,有与伽利略同为猞猁学院成员的邓玉函,以及科隆人汤若望5。

决定性的检验出现在1629年6月21日。三种方法都预报北京将出现日偏食:钦天监的《大统历》法、回回历法,以及邓玉函为徐光启推算的西法。几百年来由耶稣会一方反复讲述的通行说法是,只有西法预报准确。阿利吉耶里与科尔西依据徐光启本人的记录《治历缘起》复原了这次日食,结论却没有那么干净利落1627:

方法 预报初亏时刻 预报食分 预报食甚持续时间
大统历(汉人科) 10时45分 0.34 2小时
回回历(回回科) 11时45分 0.59 未载
西法(邓玉函为徐光启推算) 10时47分 0.20 1小时30分
实测 11时15分(至12时45分) 约0.4 1小时30分

西法在持续时间上更准,《大统历》则在部分接触时刻上占优。阿利吉耶里与科尔西引用了吕凌峰的结论:“总而言之,《大统历》的预报结果很差,而西法的结果更差”;他们自己的判断则是,“用足球的说法,西法与大统历之争的比分是三比二”16。1627年即位、急于见到成效的崇祯皇帝,并没有等这些细节考证。1629年9月,他命徐光启以西法修历,并设立历局,由耶稣会士供职164。

《崇祯历书》

历局的成果是一部用中文写成的欧洲数理天文学汇编——《崇祯历书》,凡一百三十七卷,1634年完成,此时徐光启已去世一年45。邓玉函于1630年去世,汤若望与米兰人罗雅谷接替其职,徐光启身后则由李天经主持局务5。桥本敬造对这次修历的研究表明,其中有多少工作出自徐光启之手:选定翻译内容、设计仪器,以及坚持要求中国的历算人员亲自掌握这些方法4。历局十位官员的一份声明明确提出了新的原则,李约瑟译为:“求真不能只凭书本,还须用仪器进行实际的试验;仅凭耳听是不够的,还必须亲手操作”16。

《崇祯历书》所载的宇宙论并非欧洲最新的学说,而是第谷的体系:行星绕日运行,太阳则绕静止的地球运行。1616年,罗马禁书审定院已谴责哥白尼学说;1635年以后,哥白尼从耶稣会在华著述中消失,代之以第谷,尽管会中有些人私下持哥白尼的观点5。中国天文学家所接受的欧洲天文学,就这样经过了罗马教会教义需要的过滤。数表是好的;可这幅宇宙图景在北京刊印之时,在欧洲早已过时。

明朝始终未能颁行新历。1644年,王朝覆亡。汤若望在农民军占领和清军入关期间一直留在北京,他将历局的成果献给新立的清廷,摄政诸王采用它编制了1645年的历书,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第一位欧洲籍监正5。这部经耶稣会修订的历法以《时宪历》之名,在清朝余下的岁月里一直主导历书528。

明朝接受了什么

接受是有选择的,而作出选择的是中国一方。艾尔曼称之为“按照自己的方式”:士大夫只取符合自身既有问题的东西,尤其是历算、测量和防务,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学问门类3。

传入的内容 中国方面的承载者 结果
世界地理:球形大地、五大洲、美洲 李之藻;后有艾儒略《职方外纪》(1623) 广泛重印传抄,并传入朝鲜和日本;但未能取代中国行政制图中的《广舆图》传统18
欧几里得几何(《几何原本》,1607) 徐光启;后有梅文鼎 其术语至今仍是标准的中文数学语言;其公理化方法则被缓慢吸收15
数理天文学(《崇祯历书》,1634) 徐光启、李天经 主导清代历法直至1912年45
欧洲火炮(红夷炮) 徐光启、孙元化 助明军于1626年取得宁远之捷;并从澳门招募葡萄牙炮手29
天主教 “三大柱石”及其家人 据耶稣会士自己统计,1663年约有基督徒十万五千人;但始终未能争取到朝廷或士大夫中的多数211

火炮值得单独一提。1626年,宁远明军使用称作“红夷炮”的欧式火炮抗击满洲首领努尔哈赤,奉教官员也成为明廷中力主购炮并从澳门招募炮手的主要人物29。黄一农的研究揭示了耶稣会传教事业与火炮贸易之间的紧密联系:徐光启1630年提出加购火炮、招募澳门炮手的建议,走的正是与修历相同的基督教人脉29。这个以道德与数学教师面目出现的传教团,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也已成为一个交战王朝的军事技术供应者。

被取代的

本记录中的每一次传播都取代了某些东西。即便规模不大,这些取代也真实存在:

  • 《大统历》与《回回历》体系。 这两种推算明朝历法的传统,1629年失去垄断,1645年失去权威。钦天监的回回科天文学渊源可追溯至元廷,到清初,随着耶稣会士执掌钦天监而被边缘化5。
  • 基督徒家庭中的佛教习俗。 教徒须放弃佛像和佛教仪式。梅谦立指出,焚烧佛像的做法“在晚明基督徒中相当常见”,反教人士则以此作为新教派行事暴烈的证据9。
  • 纳妾,以及与之相连的一项儒家义务。 教会禁止男性基督徒纳妾,即便是为了生下延续祖先祭祀所必需的男嗣。黄一农研究了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称之为“两头蛇”,追述了这些官员如何在两种要求之间左右为难30。
  • 理学的宇宙观。 利玛窦的要理书告诉教徒,理与太极不可能是万物的本原;经典若正确解读,所教的乃是一位有位格的造物主。教徒被要求放弃他们赖以应试的朱熹哲学框架237。

争论的焦点

这一切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谢和耐1982年的《中国与基督教》依据中国的反教文献指出,双方的鸿沟是观念上的,无法弥合。中国思想并不把世界分为精神与物质、不朽的灵魂与易朽的肉身、造物主与受造物;因此谢和耐认为,中国教徒听到的,与耶稣会士所宣讲的并非一回事7。许理和、钟鸣旦和黄一农则回应说,这些教徒并非理解上的失败者,而是一种混合信仰的实践者。他们按中国的方式接纳基督教,将其视为补全儒学的道德教诲,并在既非欧洲式、也非完全正统儒家式的群体中践行这种信仰81130。

两种观点并不相互抵消。谢和耐说得对,传教事业未能实现其初衷:归化士大夫,并经由他们归化皇帝。修正派也说得对,一种中国式的基督教终究扎下了根,扎根于那段著名历史所忽视的人群之中。史景迁在评论柏理安的著作时,形容鼎盛时期的传教事业是“一座庞大的纸牌屋,一阵强风吹来便会轰然倒塌”25。而风已经开始刮了。

代价几何(1616–1742)

耶稣会的中国传教并非一场征服。没有军队随之而来,没有领土被夺取,也没有人口因它而遭奴役或流离失所。它的代价比本图谱中大多数传播都要小,而且落在特定的人身上:全盘接受这套东西的中国基督徒,遭传教士攻击的佛教群体,以及在耶稣会士身边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欧洲神父遭到驱逐、监禁和判刑;中国人则遭到杖责、流放和斩首。

南京,1616–1617

第一击来自南京。1616年5月,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上了第一道参劾“远夷”的奏疏,此后又接连上疏3132。他指控耶稣会士以“大西”与大明相抗,擅议更改历法这一天子独有的权柄,并以钱财招徕信众。他的论据是儒家式的。他写道,佛道二教同样讲天堂地狱:“夫天堂地狱之说,释道二氏皆有之,然以之劝人孝弟,而示惩夫不孝不弟造恶业者,故亦有助于儒术尔”31。相比之下,新教门却教百姓尊奉一位外国之主,置于父母与君王之上。

1616年8月31日,另一名官员余懋孳上疏称,天主之教始于利玛窦来华,并将其比作白莲教——明朝官府正是以这个名目迫害民间宗教运动的10。这一类比是有意为之。邪教之事,便归官府缉拿。

后果依次落下:

  • 逮捕。 四名耶稣会士被捕或被勒令离境:北京的庞迪我和熊三拔,南京的王丰肃和谢务禄31。
  • 教徒受刑。 南京二十余名中国基督徒遭受酷刑31。
  • 财产被毁。 南京的教堂和会所被拆毁变卖;沈㴶衙门后来还刊印了查抄物品的清单32。
  • 驱逐。 1617年1月16日的一道谕旨下令将王丰肃、谢务禄等人押送广东,“令归西洋”10。庞迪我1618年死于澳门。
  • 第二波。 1622年,南京又有三十余名教徒以白莲教罪名被捕31。

沈定平引述了一位前代史家对事后局面的评断:“西士在中国者俱惴惴自危,而各地教务亦为之衰落不振”31。留下来的耶稣会士藏身于杭州奉教官员家中,受杨廷筠和李之藻庇护。传教事业之所以得以存续,靠的是中国护教者的掩护。

佛教的反击

利玛窦的要理书有意与佛教为敌,佛教徒也作出了回应。袾宏在其去世的1615年发表了一篇批驳耶稣会天堂之说的短文《天说》9。他的在家弟子许大受于1623年撰文攻击传教事业。自1632年起,禅宗僧人密云圆悟和费隐通容在浙江、福建组织起有体制的反教运动;1637年,福建禁止天主教9。1639或1640年,这场运动催生了《破邪集》,收录佛教徒与儒者批驳天主之教的文章五十九篇,至今仍是了解晚明中国人究竟反对基督教什么的最丰富的单一史料329。

反教者心怀一桩耶稣会史书大多略而不提的怨愤:教徒毁坏佛像。梅谦立考察了1643至1644年成都的一场纠纷,当时有报告称基督徒焚烧佛经和佛像;他指出,焚烧佛像“在晚明基督徒中相当常见”9。在中国佛教徒看来,传教事业并非一场对话,而是一场针对其圣物的讨伐。

登州,1632

火炮的传播也有它自己的代价。1632年1月,受洗教名依纳爵的奉教官员、登州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半岛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发动兵变。孙元化从澳门招募来训练明军炮兵的葡萄牙炮手被困城中:其首领公沙·的西劳与另外十一名葡萄牙人遇害29。孙元化被追究兵变之责,尽管徐光启多方营救,仍于1632年9月7日在北京被处死29。明廷中最有条件推广欧洲炮术的人,最终因此丧命。

历狱,1664–1665

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清朝,恰在这次传播看似大获全胜之后。汤若望执掌钦天监,使耶稣会士权势日盛,他们的中国同僚也随之引人注目。1664年,多年来一直攻击耶稣会士的官员杨光先向少年康熙皇帝的辅政大臣上疏,请求诛除“邪教”3334。他的反教文集《不得已》中有一段话,他也因此为后人所记:

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33。

罪名包括谋叛、邪教,以及为一位皇子择定了不吉的葬期。1665年4月,汤若望与七名中国助手被判死刑,汤若望所判为凌迟。随后北京发生地震,彗星出现,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得以免死34。他的中国同僚却未能幸免。钦天监五名奉教官员被处斩:

  1. 李祖白,1622年受洗;
  2. 宋可成;
  3. 宋发;
  4. 朱光显;
  5. 刘有泰34。

二十五名传教士被押往广州羁管,只有北京的耶稣会士得以留下35。汤若望中风瘫痪,于1666年8月15日去世34。杨光先自1665年至1669年执掌钦天监。1669年,佛兰德耶稣会士南怀仁在一系列天文测验中击败杨光先,少年康熙皇帝则借此案打破了辅政大臣的权势35。1671年起,天主教重新获得容许。五名被处斩的天文官在1669年后获得平反,只是晚了四年。

礼仪之争与禁教

使传教事业成为可能的“适应”策略,最终也毁了它,而这一击来自罗马,而非北京。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从马尼拉进入中国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视祭孔祭祖为偶像崇拜,视耶稣会对天主的译名为异教用语。这场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

日期 事件
1645年9月12日 传信部应多明我会士黎玉范的申请,谴责中国礼仪
1704年11月20日 克雷芒十一世发布《至善之天主》敕令,禁止中国基督徒行此礼仪
1705–1710年 教皇特使多罗抵达北京,1707年颁令禁止礼仪,1710年6月8日死于澳门葡萄牙人的拘押之下
1715年3月19日 通谕《自登基之日》重申禁令
1721年 康熙皇帝阅教皇禁约后,谕令西洋人不必再在中国传教
1724年1月 雍正皇帝禁教;北京以外的传教士被逐往广州,教堂被没收
1742年7月11日 本笃十四世颁布通谕《自上主圣意》,要求每名传教士宣誓反对礼仪
1939年12月8日 庇护十二世发布训令《众所周知》,准许行此礼仪

资料来源:柏理安;钟鸣旦;孟德卫主编的礼仪之争论文集;康熙朱批2113637。

康熙在教皇禁约译本上用朱笔批示,其中写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意即西洋人器局狭小,不足与言中国的大道理37。朱批接着说:“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又说禁约所言“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最后断言:“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7。

禁教所打击的中国教会规模并不小。据耶稣会士统计,1663年已增至约十万五千名基督徒,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或许已达二十万225。1724年以后,这个教会转入地下,依靠少数隐匿的神父以及中国传道员和平信徒领袖,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欧洲天文学家仍留在北京的钦天监;各省的基督徒却没有这层保护。

“适应”本身的代价

一部分代价是以知识支付的。“适应”要求耶稣会士决定哪些话不说,而这些决定是在罗马作出的:

  • 哥白尼被隐去。 1616年禁令之后,《崇祯历书》讲授的是地心的第谷体系。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家才从耶稣会士那里得到日心宇宙论5。
  • 来源被改写。 朝廷反过来也对所接受的东西重新加以诠释。“西学中源”之说在康熙皇帝1705年召见数学家梅文鼎之后得到御准。康熙论及三角之学时写道,“其法必是自古传至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才不知三角之学从何而来”28。
  • 经典被曲解。 利玛窦把上古的“上帝”解读为基督教的天主,按他自己向上级的说法,这是一种旨在让中国作者“追随我们的思想”的诠释724。礼仪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这种诠释结账。

传教事业的另一批受众在欧洲。利玛窦及其后继者的报告以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印行,成为欧洲汉学的奠基文献;莱布尼茨以及后来的启蒙哲人,正是从中汲取了一个理性、道德、由学者治理的中国形象38。欧洲所钦慕的那个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适应”策略需要描绘出来的那个中国。

利玛窦在栅栏的墓地比这一切都更长久。它于1900年遭义和团破坏,1966年又遭红卫兵破坏,事后均得修复。徐光启在上海的墓,位于至今仍以其家族得名的徐家汇,如今坐落在一座公园里。他们合译的几何学写进了每一本中国教科书;他们共同的信仰,却始终是少数人的宗教。

随之而来的

今天它在哪里延续

“几何”一词,以及利玛窦与徐光启于1607年确定的点、线、面、平行线等术语 自1645年起依耶稣会修订之法推算、沿用至1912年清朝终结的清代历法 历经1724年禁教、礼仪禁令延续至1939年而依然存续的中国天主教会 上海徐家汇——以徐光启家族得名的城区,以及利玛窦长眠的栅栏墓地 1602年世界地图首次刊印、并传入朝鲜和日本的各大洲与大洋的中文名称 以耶稣会士在华报告为基础的欧洲汉学,以及启蒙时代“由学者治理的中国”这一形象

参考文献

  1. Hsia, R. Po-chia. A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 Matteo Ricci, 1552–161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n
  2. Brockey, Liam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n
  3. Elman, Benjamin A.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n
  4. Hashimoto, Keizō. Hsü Kuang-ch'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Acceptance of Western Astronomy, 1629–1635. Osaka: Kansai University Press, 1988. en
  5. Udías, Agustín. "Jesuit Astronomers in Beijing, 1601–1805."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35 (1994): 463–478. en
  6. Wang, Wensheng. "Science, Religion and Sino-Western Exchanges in Late Ming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8, no. 1 (2024): 115–145. en
  7. Gernet, Jacques. 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éaction. Paris: Gallimard, 1982. English trans. Janet Lloyd,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5. fr
  8. Zürcher, Erik.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Imperative." In D. 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31–64.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33). en
  9. Meynard, Thierry. "A Buddhist–Christian Encounter in Late Ming Dynasty: New Insights from the Chengdu Conflict of 1643–1644." Hual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6, no. 2 (2023): 65–110. en
  10. Wade, Geoff, trans. Southeast Asia in the Ming Shi-lu: An Open Access Resource. 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Singapore E-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5. Entries Wanli 44/7/20 (31 August 1616; Shenzong shilu juan 547) and Wanli 44/12/10 (16 January 1617; juan 552). en primary
  11. Standaert, Nicolas,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Brill, 2001 (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IV.15). en
  12. Ricci, Matteo, and Nicolas Trigault.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Trans. Louis J. Gallagh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Translation of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Augsburg, 1615.) en primary
  13. Ricci, Matteo.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 Ed. Maddalena Del Gatto, preface by Filippo Mignini. Macerata: Quodlibet, 2000. (Critical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Pasquale M. D'Elia as Fonti Ricciane, 3 vols., Rome: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49.) it primary
  14. Hosne, Ana Carolina. "Friendship among Literati: Matteo Ricci SJ (1552–1610) in Late Ming China." Transcultural Studies (Heidelberg University Publishing). en
  15. Engelfriet, Peter M. Euclid in China: 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 Books I–VI (Jihe yuanben, Beijing, 1607) and Its Reception up to 1723. Leiden: Brill, 1998. en
  16. Alighieri, Sperello di Serego, and Elisabetta Corsi. "The Eclipse of 21 June 1629 in Beij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form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Journal of Astronomical History and Heritage 23, no. 2 (2020): 327–334. en
  17. Spence, Jonathan D.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Viking, 1984. en
  18. Menegon, Eugenio. Review of Nathalie Reichle, ed., China at the Center: Ricci and Verbiest World Maps.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3 (2016): 520–521. en
  19. Ricci, Matteo, Li Zhizao 李之藻 and Zhang Wenda 張文燾. Kunyu wanguo quantu 坤輿萬國全圖 (Complete Map of the Myriad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oodblock print, six panels. Beijing, 1602. Copy in the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igitised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zh primary
  20. Xu Guangqi 徐光啓. 〈刻幾何原本序〉 (Preface to the printed Jihe yuanben) and 〈幾何原本雜議〉, 1607. In Matteo Ricci and Xu Guangqi, 幾何原本 Jihe yuanben. Beijing, 1607. zh primary
  21. 邢靜 Xing Jing. 〈徐光啟與《幾何原本》〉. 澎湃新聞 The Paper, 25 October 2017. zh
  22. O'Connor, J. J., and E. F. Robertson. "Xu Guangqi." MacTutor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rchiv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en
  23. Ricci, Matteo.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ien-chu shih-i). Trans. 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Hu Kuo-chen, ed. Edward J. Malatesta.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Taipei: Ricci Institute, 1985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s. 72). en primary
  24. Golden, Sean. "'God's Real Name is God': The Matteo Ricci–Niccolò Longobardi Debate on Theological Terminology as a Case Study in Intersemiotic Sophistication." The Translator 15, no. 2 (2009): 375–400. en
  25. Spence, Jonathan D. "The Dream of Catholic Chin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8 June 2007 (review of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en
  26. Clunas, Craig. Review of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0, no. 3 (7 February 2008). en
  27. Xu Guangqi 徐光啓. 《治曆緣起》 Zhili yuanqi (memorials on the calendar reform, including the forecasts of the eclipse of 21 June 1629). Manuscript and printed copies in the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RGO III 233) and the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Sin. II 15). zh primary
  28. Hu, Minghui. "Provenance in Contest: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s of Jesuit Astronomy in Early Qing China, 1664–170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4, no. 1 (2002): 1–36. en
  29. 黃一農 Huang Yi-long. 〈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 (The Christian convert Sun Yuanhua and the Western cannon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late Ming).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7, no. 4 (1996): 911–966. zh
  30. 黃一農 Huang Yi-long.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Two-headed snake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atholic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Hsinchu: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2005. zh
  31. 沈定平 Shen Dingping. 〈基、釋之爭與明末「南京教案」〉 (The Christian–Buddhist dispute and the late Ming 'Nanjing Incident'). 《文化雜誌》 Revista de Cultura (Chinese editi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2004. zh
  32. Dudink, Adrian. "Nangong shudu (1620), Poxie ji (1640), and Western Reports on the Nanjing Persecution (1616/1617)." Monumenta Serica 48 (2000). en
  33. 楊光先 Yang Guangxian. 《不得已》 Budeyi (I Cannot Do Otherwise), 1664–1665; chapter 〈日食天象驗〉. zh primary
  34. Jami, Catherine. "Revisiting the Calendar Case (1664–1669): Scienc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arly Qing Beijing."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7, no. 2 (2015). en
  35. 梅謙立 Thierry Meynard. 〈科學、政治與宗教:關於南懷仁在欽天監任職的爭論〉 (Science,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controversy over Verbiest's post in the Directorate of Astronomy). Journal of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12. zh
  36. Mungello, D. E.,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33). en
  37. Kangxi emperor. Vermilion rescript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decree Ex illa die, 1721. Chinese text in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Beiping: Palace Museum, 1932); English trans. in Dun J. Li, China in Transition, 1517–1911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69), 22, reproduced in the Internet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Fordham University. zh primary
  38. Mungello, D. 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85; rep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en

延伸阅读

引用本文
OsakaWire Atlas. 2026. "Euclid, a world map and a failed faith: Ricci in Ming China (1600)" [Hidden Threads record]. https://osakawire.com/zh/atlas/jesuit_china_mission_ricci_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