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年,忽必烈取了一个汉式国号——而中国保留了他的行省
蒙古征服中国的故事,通常被讲成征服者被同化的故事:大汗成了皇帝,中国吞没了他们,正如吞没其他所有人一样。忽必烈确实采用了中国的帝制形式,而且是刻意为之,听从的是汉人谋士的建议。然而,在汉式王朝的外壳之下,他建立的政府按族群为臣民划分等级,通过蒙古监临官实施统治,以一种由吐蕃人设计的文字颁布诏令,并按世袭职业登记户籍。此后的三个中国王朝都沿用了它的行省、都城、户籍制度和科举课程。代价首先由北方承担,随后是南方,最后是所有被排在末等的人。
1271年12月18日,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宣布,国家从此称“大元”,国号取自《易经》开篇。这是蒙古统治者做出的最具汉家色彩的姿态;而就在同一天,他废除了北方沿用七十年的汉式法典。国号背后是一场征服:华北的在籍人口锐减九成,宋朝也将于1279年覆灭于海上。国号之内,是一个由蒙古监临官、等级化的族群和世袭户籍构成的政府,其行中书省后来成为中国的省,其都城后来成为北京。人们常说,中国同化了蒙古人。本条目追踪的是蒙古人在中国内部留下了什么,以及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此前:两个汉式国家与一片没有政府的草原(1200—1234年)
1207年,以中都(今北京所在地)为都城、统治华北平原的女真金朝清点臣民,并将结果载入史册:7,684,438户、45,816,079口 1。淮河以南,南宋以杭州为中心,统治着更多、更富庶的人口。何炳棣1970年的估算至今仍是这一领域人口研究的起点,他认为1200年前后两国人口合计超过一亿 2。两国都不像后世传说中那样孱弱。二者皆是官僚帝国,丈量土地,登记户口,经营粮仓,并通过层层成文程序征收赋税。二者的大部分官员都经由笔试选拔。而且,双方都自视为唯一的中华帝统的合法继承者,认定对方是僭越者。
同一年,蒙古人根本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国家。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的大会上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他有军队,有宿卫,有一套断事规矩,还有一种借自畏兀儿人的文字。然而,他没有国库,没有地籍,没有税则,也没有任何懂得如何制定这些东西的人。本条目要讲述的是:短短六十五年间,他的孙子如何以汉式国号、在按汉制规划的都城中统治这两个汉式国家;以及这位孙子的政府给中国国家注入了哪些并非汉式、却从此再未离开的东西。
宋朝:一个由考试出身者组成的政府
南宋官僚机构是当时世界上运转最为系统的文官体制。官员被纳入统一的品级体系,在不同职位之间轮换,以防其培植地方势力;他们受御史台监察,俸禄以钱、粮和纸币混合支付。高级官员中有很大一部分通过了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而考试的声望塑造了一整个社会阶层——士。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或许终身未能入仕,但他们的家族却围绕入仕的可能来安排生活 3。
到1200年,这个阶层已有了自己的思想纲领。卒于1200年的朱熹围绕四部短篇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重新编定儒家经典,并撰写了使之成为一套课程的集注。在宋代,他的学派时而遭禁,时而受宠,尚未成为科举的官方解读 4。换言之,宋朝拥有一部官僚机器、一个为之输送人员的阶层,以及一套等待被采纳的学说。蒙古统治的一百年将把这三者拆开,再以另一种次序重新组合。
金朝北方:汉式框架中的征服王朝
金朝本身也是征服者。1127年,来自东北的女真军队从宋人手中夺取开封,将两位宋帝掳往北方,并把宋廷逼退至淮河以南。此后,金朝做了自四世纪以来华北历代征服王朝都做过的事:保留自身的军事组织,即由女真户组成的猛安谋克,同时通过汉式制度统治汉人臣民。金朝开科取士,颁布汉式法典即1201年的《泰和律》,并以汉文和专门创制的女真文书写国家文书 5。
金朝这一尝试的两个后果,对后来的历史至关重要。
- **它在北方造就了一个已经为非汉族王朝效力过的训练有素的行政阶层。**蒙古人到来时,懂得如何治理金朝各州府的,是汉人、契丹人和女真文士,他们在这种安排下已有一个世纪的实践。
- **它留下了一套完整得足以被接管的法律与财政机构。**1211年蒙古大军越过长城时,金朝的户籍、《泰和律》、钞币机构和科举制度都还在。
- **它让正统性问题悬而未决。**一个世纪里,金朝朝廷反复争论本朝居于五德中的哪一德、承续的是谁的天命;陈学霖在1984年重建了这些争论 6。一个非汉族王朝宣称拥有天命,这个问题北方已经处理过一次。
蒙古人所拥有的
1211年蒙古人带入中国的东西令人生畏,却几乎全是军事性的 7:
- 十进制军队,按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编组,有意打破部落忠诚。
- 怯薛,即皇家宿卫,既是护卫,也是培养官员的学校。
- 掳掠政策:无论在何处发现工匠、技师、通事和书吏,一律收为己用。
- 分封制:被征服的土地分配给黄金家族成员,其人民被视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财产。
他们没有带来的,是向定居农民征税的任何程序。草原经济依靠畜群、贡纳和劫掠运转。《元史》记录了这一缺口几乎决定华北命运的时刻。13世纪30年代,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在位时,一位名叫别迭的官员建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意即汉人于国无益,可将其尽数清空,把土地改作牧场。)契丹人书记耶律楚材以算术作答:若课税得法,北方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 8。窝阔台让他一试。十路课税所随即设立,由文士主持,钱财源源而来 8。本图集关于伊儿汗国的条目讲述了一代人之后发生在伊朗的同一个故事:一位蒙古宗王看到了一本账簿,账簿赢了。
传播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始于某个蒙古人仰慕中华文明,而是始于一个蒙古朝廷在面对一个认真的、主张清空人口的论点时被说服,相信汉式官僚体制是从其征服之地榨取收入的最高效机器。
传播:从开平到1271年的诏书
一位契丹书记与一次考试(1237—1238年)
耶律楚材并未止步于赋税。窝阔台九年即1237年八月,他奏请“以儒术”选士(請用儒術選士);1238年,即六十甲子中的戊戌年,北方各路分三科举行考试。中选者中有东平人杨奂。随后,《元史》仅以四字记下结果:“事復中止”,即此事再度中止 8。此后七十七年间,再无科举。
这一插曲奠定了整个世纪的模式。蒙古统治者可以被说服,相信某项汉式制度有用;却很难被说服,相信它必不可少。只有当身边有人不断论证其用处时,这项制度才得以存续。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耶律楚材失势,并于1244年辞世。贵由和蒙哥在位期间,北方由中亚包税商和蒙古将领治理,而1238年中选的文士们只能等待 9。
忽必烈的汉人幕府(13世纪40年代—1259年)
改变这一局面的,是蒙哥之弟忽必烈。自13世纪40年代起,他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汉人谋士,其刻意经营的程度,是任何蒙古宗王都未曾有过的。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传记至今仍是标准论述,书中逐一追溯了这些人物 10:
- 刘秉忠(1216—1274),曾为禅僧,精通天文与堪舆,日后主持规划了忽必烈的两座都城。
- 姚枢(1201—1278),儒家学者,将理学传入蒙古治下的北方。
- 许衡(1209—1281),北方首屈一指的朱子学传人,后来执掌国子学。
- 张文谦与王鹗,行政官员兼文书起草人,日后撰写了新政权的开国文献。
- 郝经,使节兼奏议作者,被宋朝扣留长达十六年。
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指出,刘秉忠、王鹗、姚枢和许衡是设计元朝官制的核心人物 11。他们向忽必烈提出的主张,以许衡《时务五事》表述得最为直白:「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考察前代,凡从北方入主中原者,唯有推行汉法,方能长久 8。此处的“汉法”并非指某部法典,而是指整套汉式治国方法:官僚体制、户籍、礼仪、科举与天命。这一论证立足于历史,也是一种警告。鲜卑北魏、契丹辽和女真金都是先例,而先例表明,以草原方式统治中国的征服者无法长久。
1260—1262年:年号、中书省与一场叛乱
1259年蒙哥在四川征战途中去世时,忽必烈正率军与宋作战。他急忙北返,于1260年三月在草原边缘的夏宫开平,经过礼仪性的三辞之后即位 8。同年,其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另一场忽里台推举为汗。随后的内战持续到1264年,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忽必烈接下来的作为。阿里不哥占据蒙古本土,忽必烈占据华北。他的继承主张依赖定居的南方的资源,也依赖一个能够输送这些资源的政府。
几周之内,他便建立了这样一个政府。《元史》按顺序记录了各个步骤 8:
| 时间(农历,1260年) | 举措 | 采用的汉式形式 |
|---|---|---|
| 三月 | 于开平即位 | 经三辞之后,以皇帝身份登基 |
| 四月 | 立中書省,设立中书省 | 王文统与张文谦为首任宰执 |
| 五月 | 建元中統,年号“中统”,意为“中央之治” | 年号;诏书援引《易经》之“乾元” |
| 十月 | 发行中统元宝交钞 | 纸币:二贯合白银一两 |
傅海波1978年关于元朝正统性建构的研究至今仍是最完整的论述。他认为年号诏书出自王鹗之手,并指出诏中“體大易之乾元”一语,即“体现《大易》之乾元”,已经预示了十一年后的国号 12。纸币本身并不新鲜,宋、金两朝都发行过钞。新鲜的是其雄心之大:以诏令将单一钞币与白银挂钩,通行于整个被征服的帝国 8。
1262年二月,统治山东大部、半独立割据的汉人将领李璮起兵反叛,并转而效忠宋朝。叛乱数月之内即被平定。随后,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因与李璮同谋而被处死——王文统是李璮的岳父 8。罗沙比认为,正是从此时起,忽必烈始终不愿再让北方汉人拥有独立兵权或不受监督的民政权力 13。汉式形式保留了下来,而居于其首的汉人则处于监视之下。
根本不是汉式的机构(1263—1269年)
此后十年间,这个政府逐渐成形,而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全新的。《元史·百官志》记载,刘秉忠与许衡设计了这一架构——掌民政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以及京城之外的行中书省——并载明了其人员配置的规则:「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即长官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为其副贰 8。
这些年设立的三项制度,显示出这个政府偏离任何汉式模式之远。
- 御史台于1268年七月设立,以蒙古贵族塔察儿为长官。它有汉式名称和汉式职能,即监察官员;其长官却是皇族蒙古人 8。
- **新文字。**1260年,忽必烈尊吐蕃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新字”。1269年二月,新字颁行全国,诏令“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即凡颁降的玺书一律使用蒙古新字,并各以本国文字附于其后 8。汉文由此降为附注。
- **藏传佛教机构。**国师之下设总制院,1288年更名为宣政院,“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即掌管佛教僧众及吐蕃地区 8。一个汉式政府部门,如今通过一个外来的教团治理一个外国。

八思巴字从未在日常使用中取代汉字,并随王朝一同消亡。它保存在印章、钱币、刻石诏令以及牌子上——这些铁质或银质的牌符授权持有者使用皇家驿站,征用马匹与食宿。一块牌子就是握在手中的蒙古帝国:以一种由吐蕃人发明的蒙古文字写成的命令,在汉地驿站中得到遵从。
1271年12月18日:取自《易经》的国号
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即公历1271年12月18日,《元史》在一行之内记录了两件事:「禁行金泰和律。建國號曰大元」,即禁止施行金朝《泰和律》,定国号为大元 8。就在忽必烈采用所有帝制形式中最具汉家色彩的一种——一个宣称承受天命的国号——的同一天,他废除了北方沿用七十年的汉式法典。此后再未颁布替代法典。元朝在其存续期间一直依靠累积的判例和诏令治国,这些文献被汇编为《元典章》等书。
国号本身也是创举。此前历代王朝都以地域或封国命名:秦、汉、唐、宋、金。“大元”却取自《易经》开篇“大哉乾元”,意为“伟大啊,乾的元始之力”。宣布国号的诏书明言了这一点,也说明了缘由。诏书认为,前代王朝命名不过是沿袭旧习、取其便利:「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即称秦称汉者,标举其初兴之地;称隋称唐者,沿用其所受封的爵邑。一个开国之君“握乾符而起朔土”、版图之广“超越自古以来任何王朝”的国家,需要一个更好的名号:「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即可定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乾元”之义 8。傅海波对这一创举的概括十分精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不从地域或地理名称中选择国号,而是经过一番哲学思辨后从经典中选定。” 12 据傅海波考证,诏书由女真学者徒单公履起草,而建议出自刘秉忠;其传记称他奏请了“大元”国号,并奏请将中都升为大都 8。
大都当时已在营建之中。1267年,刘秉忠奉命在金朝故都废墟旁修筑新的城墙、宫殿与庙宇 8。其规划为长方形:宫城居南部中央,太庙在东,社稷坛在西,市场在北。用傅海波审慎的话说,这一规划似乎是“仿照”《考工记》——即古典《周礼》中的礼制城市规划——而设计的 12。此前很少有中国都城如此严格地遵循这部典籍。做到这一点的,竟是一个蒙古人。
这种悖论是有意为之的。国号与都城以汉人臣民最具权威的语言向他们说话,却并不让蒙古统治者承担任何义务。忽必烈至少同时面对四类受众:
- 对汉人臣民而言,他是皇帝,承受天命,拥有年号、国号和太庙。
- 对蒙古人而言,他是可汗,是成吉思汗经推举产生的继承者,其正统性来自忽里台与血统。
- 对他的吐蕃上师而言,他是转轮圣王,即佛教中的普世君主,由八思巴为其灌顶。
- 对成吉思汗家族的其他各支而言,从大不里士到伏尔加河,他是一个家族帝国中的长辈成员,而其他各支并不接受他的统治。
傅海波的论点是:这套正统性建构是为多种受众同时打造的,而汉化——“蒙古统治者渐进的、却从未彻底完成的汉化”——只是其中一条线索,而非全部 12。
改变了什么,取代了什么
汉式外壳,蒙古内室
关于元朝,最常见的一句话是:蒙古人被中国同化了。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剑桥中国史》论元代政府的一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句话的问题:“元代官僚机构的官方术语可能使人得出结论,以为忽必烈只是采用了一套几乎纯粹汉式的政府结构;但事实上,元代官僚机构是由不同政治和文化元素混合而成的。” 11 同卷中,牟复礼的措辞更为严厉。他写道,这些汉式形式“为蒙古人提供了一副合适的面具,却并未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蒙古人来到中国,是为了使自己致富,并维持其在中国之外的军事帝国” 4。
逐一考察各个机构,这种混合便一目了然:
| 机构或制度 | 汉文名称 | 其中的蒙古成分 |
|---|---|---|
| 中书省 | 中書省 | 名义上由皇太子领衔;高级职位留给蒙古人,汉人、南人为副贰 8 |
| 州府监临官 | 達魯花赤 | 每位汉人地方官旁都配置一名蒙古或色目官员,权位在其之上;恩迪科特-韦斯特关于地方统治的专著即以此为题 14 |
| 御史台 | 御史臺 | 汉式监察机构,自1268年起由皇族蒙古人执掌 8 |
| 行中书省 | 行中書省 | 中央政府派出治理被征服地区的分支机构,最初具有流动性和军事性 |
| 佛教与吐蕃事务机构 | 宣政院 | 一个在吐蕃国师之下运作的汉式部门,治理一个外国 8 |
| 户籍登记 | 諸色戶計 | 按世袭职业登记人户(军、匠、盐、儒、医、僧),永世承担该类别的役 |
| 官方文字 | 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 | 自1269年起为加盖御玺文书的法定文字,汉文作为附注 8 |
这些条目中,没有一项是纯粹汉式的,也没有一项是纯粹蒙古式的。达鲁花赤源自草原,原是派驻属民之上的常驻长官。职业户籍既吸收了蒙古人将俘获人口分派服役的做法,也吸收了中国更古老的户籍类别,但元朝使之世袭化、普遍化。行中书省则是以汉式官称包装蒙古人通过派出机构治理被征服领土的做法。巴雷特1988年评论罗沙比的传记时,捕捉到了中国史家对这一安排的看法:忽必烈“确实曾一度任用一些汉人谋士,他们是习惯于为异族君主效力的北方人”,史家对他们的称赞带着“几分明褒实贬”的意味 15。
四类人
《百官志》所载的规则——蒙古人为长官,汉人、南人为副贰——建立在一种对帝国臣民的等级划分之上,后世史家将其概括为四等 8:
- 蒙古,即征服民族及其结盟的草原部落。
- 色目(意为“各色名目”),即中亚和西亚人:畏兀儿、唐兀、波斯、阿拉伯、钦察、阿速等,被用作行政官员、税吏和士兵。
- 汉人(漢人),即原金朝北方的人口,除北方汉人外,还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
- 南人(南人),即原南宋的臣民,最后被征服,也最不受信任。
这种等级划分的正式程度确实存在争议。这些类别出现在科举条规、任官惯例和刑律中,但没有任何一部法令明确规定四等及其特权。日本史家船田善之在1999年提出,色目并非蒙古的法律类别,而是一个汉语词汇,指“不适用于汉法(漢法),即中国法的”人群,并认为“色目的这一性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公认的‘四等人制’理论” 16。杉山正明的日文著作走得更远,他认为元朝与其说是一个中国王朝,不如说是蒙古世界帝国中居于宗主地位的兀鲁思,面向汉地的行政机构只是它的诸多面孔之一 1718。由此形成的学术立场是:这种等级在效果上是真实的,在形式上却是临时拼凑的——它是一套关于谁能担任何种职务、谁能携带武器的惯例,而非一部种姓法典。
没有争议的是谁排在末位。南方汉人占帝国纳税人的绝大多数,在官员中所占比例却最小。
科举:因荒废而中断,作为正统而恢复
1238年之后的七十七年间,科举不复存在。宋代的入仕之路曾塑造了士人阶层三个世纪的抱负,如今就此关闭。官员通过世袭荫补、举荐、在怯薛中服役,尤其是从胥吏这一下层文书系统中升迁而产生——而宋代文士一向视吏为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牟复礼描述了一个被挤出预期仕途的士人阶层,他们转向教书、行医、占卜、绘画和戏曲;杂剧与文人画的黄金时代,属于那些元朝没有任用的人 4。
随后,科举恢复了,其形式比恢复它的王朝多存续了五个多世纪。1313年十一月,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颁布诏书,规定了以下条例 8:
- 1314年八月举行乡试,次年春举行会试。
- 四书考试“用朱氏章句集註”,即采用朱熹的注释。
- 按类别分卷:蒙古、色目人考经问五条、策一道;汉人、南人则考三场,试题更难。
- 会试名额三百人,录取一百人,在四类人中平均分配,各二十五名。
1315年三月首次殿试,录取五十六人 8。这一名额意味着,在帝国人口中仅占少数的蒙古与色目,所得名额与汉人、南人的总和相当;而人口最多的南方汉人,所得名额恰好与蒙古人相同。课程的意义则更为深远。本杰明·艾尔曼的科举史将元代恢复科举视为决定性的时刻:用其书评者的概括来说,朱熹理学自此成为“此后整个中国科举史上支撑教育与考试的唯一正统” 19。明朝恢复科举时沿用了元代课程,清朝又在明朝之后沿用了下来 19。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时,考的仍是朱熹解读下的四书。
这一反讽恰如其分。宋朝曾一度视朱熹学派为异端;一个实行族群配额制的蒙古朝廷,却使之成为直至二十世纪历代中国政府的国家正统。
行省与都城
行中书省起初只是权宜之计。每当蒙古朝廷需要治理新征服的地区,便派出中书省的一个分支,即“行”中书省,集民政与军事权力于一身。到十四世纪初,这些分支机构已固定为常设的地方政府:岭北(治理蒙古本土)、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和湖广;大都周边的京畿地区由中书省直辖,吐蕃则归宣政院管辖 20。
这就是中国行省的起源。这一制度的权威中国史家李治安毫无保留地写道:“行省制无疑是忽必烈和元帝国留给后世中国的一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并认为它“在十三、十四世纪开创了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新模式,对明、清乃至近代的影响深远而厚重” 21。明朝将这些单位改称布政使司,但人们依旧称之为“省”,即“行中书省”中的那个“省”。这就是今天中国省份的称谓。若干元代行省至今仍沿用元代名称:云南、甘肃、四川、陕西、河南、江西。
都城同样延续了下来。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后,改称北平;1421年永乐帝迁都于此,遂称北京。除明初和1928—1949年民国时期两度中断外,一位蒙古大汗在草原边缘设立的统治中心——邻近他的夏都,也便于他的骑兵驰援——此后一直是中国的首都。
按职业登记,永世不变
职业户籍是最不显眼的移植之一,却也是最持久的之一。驱逐蒙古人的明朝开国皇帝,保留了他们的户籍制度。研究明代军户的史家于志嘉说得很直白:“明朝政府沿用了元朝的户籍制度,即按照一户所须承担的徭役和公役种类来登记户籍。” 22 李治安就明代民、军、匠、灶四大户类——它们世代承袭其役——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它们“肯定不是从宋朝传承的,而是直接来自元朝” 21。明朝一个军人的儿子之所以是军人,是因为一位蒙古籍吏曾把他祖先的户写进了军户一栏。
以纸为国

1260年的中统钞以诏令定价:一贯合旧日以丝为本的丝钞一两,二贯合白银一两 8。1287年,政府发行新钞至元宝钞,以一当旧钞五,实为换了名目的贬值 8。纸钞以铜版大量印制,通行全国;马可·波罗曾专设一章记述 23,伊儿汗国也于1294年在大不里士仿行,其结果见本图集的伊朗条目。明朝同样保留了国家纸币,直至其贬值殆尽、经济转向白银为止。
新秩序取代了什么
与1200年的宋朝相比,1300年的元朝国家已经废除或贬抑了:
- 作为主要入仕途径的科举,自1238年至1315年中断,重开时附带族群配额 8。
- 成文刑法典:金朝《泰和律》于1271年被禁,此后再未替代 8。
- 汉文作为唯一的命令语言的地位,在加盖御玺的诏令中,它已沦为八思巴字下方的附注 8。
- 汉人的兵权,在1262年李璮叛乱后被收回 8。
- 南方士人的执政主张,被压缩为四分之一的科举名额和少数官职 8。
而它所增添的——行省、北方都城、世袭户籍、朱熹课程、吐蕃事务机构——都比它自身存续得更久。人们记住的是一个被同化的王朝。更准确的说法是:此后的三个中国王朝,都是在它的内部建造起来的。
代价是什么
这场传播的机制是征服。为元朝搭建国家机器的汉人行政者之所以投身蒙古麾下,是因为蒙古军队摧毁了此前任用他们的国家;本条目追踪的各项制度,本是为统治战败者而设计的。代价与移植无法分开。它分三期支付:征服北方、征服南方,以及九十年的等级统治。
北方,1211—1234年:户籍所失去的
《金史》记载了蒙古人围攻金朝最后的都城开封时发生的事。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即开封大疫,五十日内从各城门运出的死者逾九十万,无力安葬的穷人尚不在此数 1。当时身在城中的医家李杲写道,十二座城门中,每门“每日运出的死者,多则二千,少亦不下一千,如此持续近三个月” 24。韩明士从十三世纪医籍中寻找鼠疫的证据,将死亡人数估计为约一百万,或许占全城人口的十分之四 2524。
整个北方的人口记录更为触目惊心,也更难解读:
| 年份 | 统计 | 户数 | 口数 | 出处 |
|---|---|---|---|---|
| 1207 | 金朝户籍登记 | 7,684,438 | 45,816,079 | 《金史》 1 |
| 1235 | 蒙古户籍登记,北方三十六路 | 873,781 | 4,754,975 | 《元史》 8 |
| 1252 | 蒙哥重新括户 | “又增加二十余万” | — | 《元史》 8 |
| 1290 | 元朝户籍登记,全国,含南方 | 13,196,206 | 58,834,711 | 《元史》 8 |
| 1393 | 明朝户籍登记 | 10,652,870 | 60,545,812 | 《明史》 26 |
1207年至1235年间,北方在籍人口从4580万降至475万,降幅达九成。但这并非死亡人数。户籍登记有赖于正常运转的行政机构,而1235年的行政机构几乎不复存在:人户南逃、藏匿、沦为奴隶,或被蒙古宗王和将领占为私属,游离于统计之外。因此,现代史家将这些户籍数字视为损失的下限,而非度量。王锦萍对华北的研究得出结论:1211—1234年的征服“造成了惨烈的战争破坏,消灭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并瓦解了既有的社会秩序” 27。柯启玄在为该书撰写的书评中,引用了她所采用的当代估算:“1207年约5350万人,而1235年仅略多于1600万”;并引述一位13世纪30年代的作者对士人阶层遭遇的描述:“士人幸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在仍然活着的人中,无数人流离失所,沦为奴隶,无法免于饥寒。” 28
1290年的数字同样是下限。《元史》补充说,“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即山区、湖泽和溪洞中的民众未计在内 8。即便如此,一个已经囊括整个原南宋疆域的帝国,登记人口仍不足六千万;而何炳棣估计,1200年前后宋金两国人口合计超过一亿 2。
南方,1268—1279年:襄阳、常州、崖山
征服宋朝的过程较为缓慢,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更有节制。忽必烈希望保全南方的税基。宋朝在汉水上的双子要塞襄阳与樊城坚守了五年,从1268年直到1273年,最终才被攻破:两位从伊儿汗国召来的穆斯林工匠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制造了配重投石机,据《元史》记载,其石弹重一百五十斤,“发射时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尺”。宋将吕文焕“心生畏惧,献城投降” 8。本图集的火药条目则从另一方追溯了同一场围城。
渡过长江之后,凡是抵抗的城市,都适用古老的草原规则。1275年十一月,蒙古统帅伯颜攻陷南京以东的常州:「宋兵大潰,拔之,屠其城」——宋军大溃,伯颜攻克常州并屠城 8。守将姚訔与城同殉。宋都杭州吸取了这一教训。1276年正月,幼帝的朝廷上表请去帝号,太皇太后下令以“臣子之礼”对待元朝 29。杭州得以保全。皇帝、太后与朝臣被押往北方。
忠于宋室的残余势力拥立一位又一位幼帝,沿南方海岸又抵抗了三年。1279年二月,抵抗在今澳门以西河口的崖山终结。宰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背起末代皇帝——七岁的赵昺——跳海。“许多后宫女子和官员随之赴死”;“七日,浮屍出於海十餘萬人”,即七日之后,浮出海面的尸体逾十万 29。为了幼帝而苦撑宋室血脉的杨太后,投海前说道:“我之所以忍死至此,只为赵氏这一块骨肉。如今已无指望了。” 29 十万之数出自正史,并非现代估算,也已无从核实。但宋朝国家以海上的大规模死亡告终,这一点毋庸置疑。
文天祥不事二姓
这场征服中最著名的受害者,是自己选择成为受害者的。宋朝宰相文天祥在杭州投降后起兵抗元,1278年在五坡岭用餐时,被效力于蒙古的汉人将领张弘范的部队俘获。他被押至大都,屡次被授予官职,却坚拒三年有余:「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我受宋朝恩典,身为宰相,怎能侍奉二姓?只求赐我一死便足矣 29。1283年1月,他向南方跪拜之后,在大都就义,终年四十七岁。人们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张字条,以孔子、孟子开篇,结尾写道:“从今以后,我或许几近无愧了。” 29
在狱中,他写下了《正气歌》,开篇即「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即天地间有一股浩然正气,错杂地赋予万物以形 30。中国学童至今仍在背诵它。它的作者在刘秉忠建造的都城里、被许衡设计的政府所杀,原因是他拒绝加入一个由做出相反选择的人所组成的政权。
等级统治
族群等级不只关乎任官。《元史·刑法志》将其写进了关于暴力的律法 8:
- 杀人:“蒙古人因争执或醉酒殴死汉人”,判出征从军,并须全额支付烧埋银,不处死刑。
- 自卫:“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不得还手,但准许向官府申诉”。
- 兵器:“禁止汉人持有兵器”,军人除外。
财政管理是这一等级制度的另一面。忽必烈的理财大臣以敛财能力为选拔标准,其中最得力的是中亚穆斯林阿合马。他执掌帝国财政近二十年,手段是专卖、重新括户和安插亲信。1282年三月,趁皇帝驻跸夏都之机,汉人千户王著纠集八十余人,诈称皇太子回京,用藏在袖中的铜锤击碎了阿合马的头颅。王著被处死。忽必烈得知阿合马罪行之重后说:“王著杀他是对的。”随后下令开棺,在通玄门外戮其尸,并将其肉抛给群犬 8。
在南方,唐兀僧人、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在宰相桑哥的庇护下行事。《元史》列举了他的所作所为 8:
- 他发掘了位于钱塘和绍兴的宋朝皇陵及其大臣的坟墓,“凡一百一所”。
- 他杀害平民四人。
- 他攫取黄金1700两、白银6800两、钞116,200锭以及田地23,000亩。
- 他以佛教寺院依附户的名义,为23,000户庇护赋役。
宋朝皇帝的遗骨,就是一个由汉式部门管理的藏传佛教建制所付出的代价。
这场征服还成了兵源。1274年和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前者动用900艘船、15,000名士兵,后者据《元史》载有范文虎统率的十万之众,大量征调了高丽与南方汉人军队。《元史》称十万人中“仅三人得还”,固然是夸张之辞;但损失仍是灾难性的 8。
1344—1351年:黄河、堤坝与红巾军
王朝终结之处,恰恰是其正统性本应所在之处:对土地的治理。1344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决白茅堤;六月又决金堤,淹没山东、河南平原 8。朝廷争论了数年。1351年,贾鲁受命堵塞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他从十三路征发民夫十五万、士兵二万,共计十七万人;工程于四月开工,十一月土方告竣 8。
工程成功了,征役却失败了。同一年,在劳役队伍和受灾地区中,千年王国式的红巾军起而造反。窦德士对元末政治的研究,追溯了朝廷此后如何陷入派系倾轧、走向崩溃 31。十七年之内,一位义军首领朱元璋占据南方,建立明朝,并挥师北伐。1368年,元朝末代皇帝妥欢帖睦尔弃大都而去,退回草原。
史料无法计数的
本条目所列的代价,依据的是每一轮胜利者所撰写的史料:
- **《金史》《宋史》《元史》**都编纂于后世王朝:前两部由元朝史局于14世纪40年代修成,后一部由明朝于1369—1370年仓促修成,历时仅数月,修史者完全有理由抹黑被他们取代的王朝。
- 户籍统计的是纳税户,而非人口;蒙古人自己的依附人口不在其中。
- 开封九十万、崖山十万这些数字是传统说法,是整数,无法核实;现代对北方损失的估算,从“三分之一以上”到远高于此不等 2728。
- 修正派学者,首推杉山正明,认为“破壊や殺戮のイメージ”(破坏与杀戮的形象)遮蔽了蒙古帝国所连接和建设的一切 32。这一论点用于杭州颇有说服力——杭州投降并得以保全;用于常州则难以成立。
代价清单
本条目的代价,直言如下:
- 北方:1211—1234年间金朝被灭;1232年的开封,据《金史》记载,五十天内死者逾九十万;北方在籍人口从1207年的4580万降至1235年的475万,现代估算的实际损失不少于三分之一 1827。
- 南方:襄阳被围五年;常州于1275年遭屠城;1279年宋朝在崖山以七岁皇帝溺亡告终,据《宋史》记载,海上浮尸十万 829。
- 拒仕者:文天祥因拒绝出仕,于1283年1月在大都被处决 29。
- 等级之法:在这种法律秩序下,蒙古人殴死汉人不必偿命,而被打的汉人不得还手 8。
- 官员的掠夺:阿合马的财政体制,1282年终结于一把铜锤;杨琏真加发掘宋陵一百零一所 88。
- 征役:1274年和1281年的东征日本舰队;1351年为修堤征发十七万人,以及在他们之中爆发的战争 88。
行省、都城、户籍与科举课程,比这一切都存续得更久。它们是元朝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而缔造它们的那个国家,在中国的第一个举动,却是争论要不要把中国清空。
随之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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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1207年:女真金朝在华北登记7,684,438户、45,816,079口,这是1211年蒙古入侵开始前最后一次完整的户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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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1232年:蒙古围攻开封期间,据《金史》记载,一场瘟疫在五十天内夺去逾九十万人的生命;1234年,金朝亡于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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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1235年:蒙古在华北三十六路括户,得873,781户、4,754,975口——这是户籍登记而非人口普查,却足以说明金朝国家机器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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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81238年:应耶律楚材之请,北方各地举行考试,以儒术选士;此后这一尝试中止了七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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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设立中书省,建元“中统”,并发行与白银挂钩的中统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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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1262年:李璮在山东起兵;其岳父、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被处死,汉人将领从此失去独立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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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1269年:八思巴字颁行,用于一切加盖御玺的官方文书,汉字及其他文字降为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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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1271年12月18日:《建國號詔》依《易经》定国号为“大元”;同日禁行金《泰和律》,此后再未颁布替代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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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1273年:襄阳在被围五年后投降,城防最终被穆斯林工匠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制造的配重投石机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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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1275年:伯颜攻陷常州并屠城;两个月后,杭州不战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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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1279年:崖山之战,陆秀夫背负七岁的宋帝赵昺投海;《宋史》记载,七日之内浮出海面的尸体逾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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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1282年:理财大臣阿合马被千户王著用铜锤击杀;忽必烈事后下令将阿合马的尸体抛给群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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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1283年1月:被俘的宋朝宰相文天祥拒绝仕元三年有余,在大都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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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1290年:元朝在全国登记13,196,206户、58,834,711口,南方山区与溪洞之民未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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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313年:科举诏书恢复进士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指定教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类名额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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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1351年:贾鲁征发民夫与士兵共十七万人,堵塞1344年的黄河决口;同年红巾军起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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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1368年:妥欢帖睦尔弃大都北走草原;明朝保留了行中书省为省、世袭户籍制度和朱熹的科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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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1421年:永乐帝将明廷迁至北京,即昔日的大都;此后数百年间,北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中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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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自1313年元朝恢复科举以来,四书一直依朱熹的解读出题。
今天它在哪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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