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与波斯钴料,合力造就青花(约1100年)
伊斯兰陶工烧不出瓷器,于是发明了一种形似瓷器的白色胎体,以波斯钴料施绘,再把这抹蓝色送回中国。回流而来的青花瓷,部分借征服之手,充实了阿尔达比勒与伊斯坦布尔的宝库;而在景德镇烧造它们的工匠,则借一位葬身窑火的神祇来铭记自己的窑场。
约1100年,伊朗卡尚的陶工已能烧制胎壁极薄、色泽洁白的碗,光线可以透过壁上镂空的孔洞。这并非瓷器——他们烧不出瓷器——而是石胎,一种以石英为主的胎体,专为仿效经海路输入的中国白瓷而发明。这场交流始于九世纪:巴士拉陶工仿制唐代瓷碗,并以钴蓝施绘。到了蒙古时代,循环终告闭合:穆斯林商人将波斯钴料运往景德镇,用它烧成的青花瓷充盈了阿尔达比勒的圣陵和奥斯曼的宫廷。其中一部分是从大不里士和开罗掠来的战利品;而在景德镇,烧造它们的陶工处于宦官督造之下,他们奉为行业神的,是一位纵身跃入窑火的工匠。
此前:陶器与虹彩的世界
瓷器到来之前的阿拔斯餐桌
836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阿台绥姆将宫廷从巴格达北迁至底格里斯河畔的新都萨迈拉。他和继任者在那里修建的宫殿、营房和市场,不到六十年便遭废弃。1925年,德国考古学家弗里德里希·萨雷刊布了这些废墟出土的陶瓷,从中看到了哈里发宫廷用过、打碎、丢弃的器物。其中大部分是本地产品:无釉水罐、铅釉碗,以及伊拉克陶工承袭自萨珊和美索不达米亚前辈的碱釉陶器。混杂其间的,却是另一类东西的碎片——来自中国的白瓷、青釉炻器和斑彩器。57这些残片是第一件实物证据,表明伊斯兰世界遇到了一种自己无法制造的陶瓷。
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伊朗的陶工并非技艺生疏。他们能在轮盘上拉制胎壁纤薄的精美碗具,能驾驭以铜和锰着色的釉料;九世纪时,他们还将发明中世纪世界技术要求最高的装饰工艺——虹彩,即在第二次还原焰烧成中将一层金属薄膜固着于釉面。然而,他们使用的原料是陶土:一种多孔、低温烧成的胎体,通常呈浅黄或微红色,必须加以遮盖才能显白。他们最好的餐具,不过是粗糙胎芯上的一层彩绘表面。
这一局限源于当地的原料。伊拉克和埃及没有高岭土——那种烧成后坚硬、玻化、半透明的白色黏土;伊朗可用的高岭土也寥寥无几。伊斯兰世界的窑炉是为烧陶而建,所达温度远低于中国瓷器熔结所需的约1,250–1,300 °C。现有的作坊里,没有任何手段能烧出一件叩之有声、透光可见的白色器皿。
富贵人家用什么盛饭
阿拔斯餐桌的顶端是金属器和玻璃器。金银器皿是哈里发宫廷和封疆大吏的标志;伊拉克、伊朗和埃及出产的刻花与雕花玻璃,是那个时代最精致的奢侈品之一。陶瓷则是日常用物。巴士拉或福斯塔特的富裕人家固然拥有彩绘陶器,却不会像陈列银器那样陈列它。
本记录需要的正是这一参照基准。九世纪之前,在伊斯兰地区,一只烧制的陶碗算不上奢侈品。它之所以后来成为奢侈品,是因为中国——先是作为进口货,继而作为仿效的标准,最终成为伊斯兰世界自己的陶瓷产业;到十六世纪,这一产业已在为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和宫殿烧制瓷砖与盘碟。
陶工所缺少的
接触前夕,伊斯兰地中海世界的陶瓷传统缺少中国所具备的几样东西:
- 白色胎体。 陶器必须以白色化妆土或不透明釉加以掩饰;中国瓷器则从里到外通体洁白。
- 硬度与透光性。 高温烧成的瓷器和炻器已经玻化,滴水不渗;最精者胎壁之薄,足以透出光泽。
- 高温窑炉。 华南的龙窑以及后来的蛋形窑所达到的温度,是九世纪任何伊斯兰作坊都未曾尝试的。
- 外销规模。 中国的窑场群面向全亚洲的市场生产;一艘820或830年代的沉船,便载有数以万计的器物。
- 陶瓷的尊贵地位。 在中国,精美陶瓷早已是朝廷贡品和鉴藏对象;在伊斯兰地区,这一门类尚不存在。
本记录要讲述的,是这些空缺如何一一被填补——部分靠进口,部分靠伊斯兰世界的发明——以及这些发明如何回到中国,又再度归来。
传播:从巴士拉到景德镇,再回到原地
献给哈里发的二十件瓷器
最早的文字证据是一份礼物。十一世纪史家阿布·法兹勒·贝伊哈基记载,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进献了一批礼物,其中有“二十件中国御用瓷器(chini faghfuri),包括碗、杯和半杯,哈里发宫廷此前从未见过此类之物”,另有约2,000件未加描述的器物。杰西卡·哈利特在史密森学会出版的《沉船》(Shipwrecked)一书中讨论了这段文字,她提醒说,faghfuri 一词“未必指‘瓷器’,很可能指华北烧造的一种唐代炻器”。3无论如何,结论不变:约800年时,中国陶瓷已是配得上献给哈里发的礼物。
半个世纪之后,一部汇集商人东洋见闻的阿拉伯文编著《中国印度见闻录》于851年成书,首次以外国人的眼光描述了这种材料本身。书中说,中国人有一种细腻的黏土,用它制成的杯子极为精巧,举杯对光,可以透过杯壁看见杯中的液体。让·索瓦热1948年的法文校订本确立了文本,蒂姆·麦金托什-史密斯2014年的英译本使其广为流传。12商人们见过透光的陶瓷,而且知道它是黏土制成的。
与这段文字相印证的货物,于1998年由渔民在爪哇海勿里洞岛附近发现。这艘以绳索缝合船板的阿拉伯式或印度洋式船只,载有约60,000件器物。其中约55,000件是湖南长沙窑的碗,有一件刻有相当于826年的纪年。其余器物中有三件青花盘,可能出自河南巩县窑,所用钴料很可能来自伊朗——它们是已知最早的完整中国青花瓷之一。4
巴士拉仿制唐代中国
伊拉克的回应来得很快。巴士拉是阿拔斯王朝位于海湾顶端的港口,那里的陶工开始按照中国进口货的器形烧制白碗,在陶胎上施一层以氧化锡乳浊成白色的釉。哈利特指出,“近期对制作这些陶瓷所用黏土的科学分析证实,其生产地就在港口城市巴士拉”,而陶工本人的署名表明,“这些碗看似中国货,实为本地所造”。3
接着,巴士拉陶工做了一件中国原型从未做过的事。他们在白色釉面上以钴蓝施绘——书法铭文、棕叶纹,以及同样见于勿里洞青花盘上的带叶菱形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九世纪伊拉克的《仿中国炻器碗》(63.159.4)便是一例:一只锡釉陶碗,器形是中国的,绘饰的却是伊斯兰的蓝。

这一切始于何时,近年有了新的认识。穆詹·马丁、迈克尔·泰特和奥利弗·沃森2018年对85件样本的研究,从通行的看法出发:“一般认为,陶瓷釉的锡基乳浊工艺始于伊拉克和伊朗西部出土、年代为公元九世纪的白釉器(即所谓‘萨迈拉型’陶器)。”他们的分析将最早的锡乳浊釉提前到了八世纪的埃及和黎凡特。5中国进口货所提供的,并不是使釉面变白的技术,而是将这项技术臻于完善的理由:白碗已成为人人渴求之物。
这场交流的最初阶段,可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 年代 | 地点 | 事件 |
|---|---|---|
| 约786–809年 | 巴格达 | 阿里·伊本·伊萨向哈伦·拉希德进献中国陶瓷,见贝伊哈基记载 3 |
| 约826–830年代 | 爪哇海 | 勿里洞沉船载约60,000件中国陶瓷沉没,其中三件为青花 4 |
| 836–892年 | 萨迈拉 | 中国白瓷和炻器在哈里发都城被使用、丢弃 57 |
| 851年 | 巴士拉与海湾地区 | 《中国印度见闻录》描述透光的中国黏土杯 12 |
| 9世纪 | 巴士拉 | 仿中国白碗的锡釉陶器,以钴蓝施绘 35 |
| 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 | 埃及、叙利亚、伊朗 | 石胎问世,以接近中国白瓷胎体 67 |
石胎:一种仿瓷的胎体
锡釉掩饰了陶胎,却没有改变陶胎。决定性的伊斯兰发明,大约出现在本记录作为锚点的年代,那就是一种新的胎体。伊斯兰陶工学会将石英粉与少量白色黏土和玻璃熔块混合——熔块是由石英和植物灰预先熔融而成的粉末。烧成时,熔块熔化,将石英黏结成一种坚硬、洁白、略带玻璃质感的整体。这种被称为石胎或熔块胎的材料并不是瓷,但它通体洁白,可以拉坯、模制得很薄,施釉和彩绘的效果极为出色。
罗伯特·梅森和迈克尔·泰特1994年的分析研究厘清了它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梅森2004年的《如日之辉》(Shine Like the Sun)则将其置于虹彩及相关器类的历史之中:这是一项在十一、十二世纪间传入埃及、叙利亚和伊朗的技术。67约1100年,伊朗卡尚的陶工已能烧制极薄的石胎碗,他们在碗壁上镂孔,让釉料填满孔洞,光线便如透过瓷器一般透过碗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署名哈桑·卡沙尼——意为“卡尚的哈桑”——的镂空碗,年代为十一世纪末或十二世纪初,便是这样一件作品:模制、镂空、通体罩一层透明釉,是波斯对宋代中国白瓷的回应。

两个世纪之后,出身卡尚瓷砖世家的阿布·卡西姆·卡沙尼将配方写了下来。他1301年的论著由詹姆斯·艾伦于1973年译出,书中准确给出了胎体配比:“取前述白色 shukar-i sang 十份,研磨后以粗丝筛过,与研磨好的玻璃熔块一份混合,再加入以水化开的白色卢尔黏土一份。”8同一文本描述了开采于卡尚上方山地村庄卡姆萨尔的钴矿石,说它“如白银,闪耀于坚硬的黑石鞘中”。阿布·卡西姆写道,从这种矿石中“得出 lajvard 之色”——也就是那抹蓝。8
这部论著同样记录了这份工作有多危险。制作熔块,需要在窑中将石料和植物灰熔化,直至“如熔融之釉”,再投入水中:“水火相遇,”阿布·卡西姆写道,“声如雷鸣,轰然作响。”对于同一处卡姆萨尔矿坑出产的一种红色矿石,他警告说,那是“一种致命的剧毒”。8为伊朗陶工——以及后来将精炼钴蓝运往中国的商人——开采、焙烧、研磨卡姆萨尔矿石的人,所接触的是一种连他们自己的工艺大师都知道足以致命的材料。阿布·卡西姆没有提到任何一名矿工的名字,关于他们的人数和死亡,也没有任何记录留存。这抹蓝色有其人命代价,却无人记下。
双向的交流
上述过程可以讲成一个模仿的故事:中国是老师,伊斯兰世界是学生。然而证据并不支持这种简单的格局。勿里洞的三件青花盘固然是在中国窑场绘制的,但所用钴料可能来自伊朗,所绘的菱形带叶纹也正是巴士拉陶工同时期绘制的纹样;看来,它们是为购买巴士拉碗的同一批海湾买家烧造的。34由此可见,九世纪时,是伊拉克陶工为伊斯兰市场率先在白地上施蓝,而中国陶工随之作出回应。
五个世纪之后,这一模式在更大规模上重演。运抵大不里士和开罗的元青花,胎体、窑炉和大部分纹饰是中国的,但颜料是波斯的,市场是伊斯兰的,是为西亚买家批量烧造的。9仿制元青花的伊兹尼克和萨法维陶工,在某种程度上仿制的是中国版本的自家品味。因此,馈赠的方向并不单纯:中国瓷器传入伊斯兰世界,而伊斯兰世界对它的再创造又传回中国,然后再度归来。
如今的学术研究已反映了这一点。芬利之所以将瓷器视为最早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之一,正是因为其设计不止朝一个方向流动;梅森的分析研究打破了把伊斯兰石胎视为失败瓷器的旧观念,将其还原为一项自有逻辑、自有中心的技术;哈利特则将巴士拉的仿品视为独立的创新,而非赝品。369
波斯钴料,中国窑火
这抹蓝色是整个故事的枢纽。中国陶工曾在勿里洞青花盘上使用钴料,但在宋代(960–1279年),江西景德镇的窑场是以白瓷和淡青色的青白瓷而非彩绘扬名的。今天世人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青花瓷,是在蒙古征服之后才成形的,而且是以波斯原料、为伊斯兰买家而成形的。
十二、十三世纪,宋朝通过南方港口的市舶官员对海上贸易征税,其记录显示,瓷器是南海寻常货物之一。泉州提举市舶赵汝适约于1225年完成《诸蕃志》,即“诸外国记”;他记载,在室利佛逝的都城巨港,商人以“金、银、瓷器、锦缎、丝绞、丝纱”购买当地物产。30宋代瓷器沿同一条航路西行至海湾和红海,其碎片就躺在福斯塔特的垃圾堆里,旁边是为与之争胜而烧造的埃及仿品。17在这场贸易中,瓷器尚不是王室珍宝,而是海上通行的寻常“货币”之一。
罗伯特·芬利在后来扩充为《青花瓷的故事》(The Pilgrim Art)一书的论文中,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其中的机制。“泉州的穆斯林商人发挥了主动作用,”他写道,“泉州商人从波斯向中国输入了大量加工过的氧化钴(或钴蓝玻璃粉),在景德镇,它是被严加看守的工业资产,称作‘回回青’和‘苏麻离青’。”91278年,蒙元朝廷设立浮梁瓷局,监管景德镇的生产;刘新园1982年的研究将瓷局与早期元青花上那些不同寻常的纹样联系了起来。10
芬利对由此形成的体系的判断是,其中的要素——“精炼矿料从中东运输6,000多公里到达中国,景德镇为伊斯兰市场批量定制瓷器”——“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9十四世纪为聚餐而制的大型青花盘,存世数量最多的地方不在中国,而在萨法维王朝的阿尔达比勒圣陵和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宫廷。1213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0年代抵达中国,在源头目睹了这一贸易。“中国瓷器只在刺桐和辛凯兰两城烧造,”他记述道,所指的是泉州和广州,即瓷器输出的港口。瓷器“运销印度等地,辗转各国,直至我们摩洛哥”。他还补充了一个细节,丈量出产地与市场之间的距离:“瓷器在中国的价值与我们那里的陶器相当,甚至更低。”11
改变了什么,取代了什么
瓷器成为王室宝藏
伊斯兰世界的转变,首先是价值的转变。一种在泉州价格低廉的材料,运抵大不里士、开罗或伊斯坦布尔时,已成为与珠宝和金银器并列的珍宝,由书吏登记造册,并被捐赠给圣陵。
最清楚的见证是伊朗西北部的阿尔达比勒。萨法维王朝的阿拔斯一世将自己收藏的中国瓷器捐给其先祖谢赫·萨菲丁的圣陵。1956年,约翰·亚历山大·波普为弗利尔美术馆编订了这批瓷器的现存目录,他将捐赠文书的日期定为1611年8月28日,并记录了此后的损失:“据贾拉勒丁的日志记载,阿拔斯沙存入圣陵的瓷器共1,162件,今存805件。”这805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青花,其余包括80件白瓷和58件青瓷。波普指出,伊朗学者迈赫迪·巴赫拉米此前的清点达1,221件,其中包括六件玉器和玛瑙器,而这批藏品已于1935年移往德黑兰。12波普的目录与伦敦所藏纪年1351年的大维德瓶一道,成为学者辨识十四世纪青花瓷的根本依据。
奥斯曼宫廷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此类宝库。康蕊君与约翰·艾尔斯于1986年编成三卷本目录,著录托普卡帕宫所藏十三世纪以降的中国瓷器逾万件;朱利安·拉比和云萨尔·于杰尔撰写的章节,则根据宫廷档册重建了这批收藏的形成过程。13其早期核心藏品大多并非经由贸易而来,而是作为战利品,取自萨法维和马穆鲁克的宫廷,下文代价一节对此有所记述。
福斯塔特的垃圾堆
宫廷收藏显示的是君王所珍藏之物;开罗旧城福斯塔特的垃圾堆,显示的则是其他所有人打碎之物。这些垃圾堆在整个二十世纪陆续发掘,出土了七至十六世纪的中国瓷片——唐代炻器、宋代青瓷和白瓷、元明青花——以及在旁边烧造的埃及仿品。17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于1960年代研究福斯塔特瓷片,为这场交流起了一个至今仍在日本沿用的名字:
中世の東西世界に渡された一本の太い陶磁のきずな。それは同時に東西文化を交流させるかけ橋でもあったが、この海の道をわたくしはしばらく「陶磁の道」と呼ぼうと思う。
“一条粗壮的陶瓷纽带横跨中世纪的东西方世界。它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这条海上之路,我想暂且称之为‘陶瓷之路’。”17三上的意思是,丝绸之路有一个海上的孪生兄弟,而它的证据不是文献,而是瓷片。
福斯塔特的出土物表明,仿制行为遍及市场的每一个层级。青瓷风行时,埃及和叙利亚陶工便烧制青瓷色的碗;青花流行时,他们便烧制青花石胎器。中国瓷器为整个地区的陶瓷产业定下了样板。
伊兹尼克:奥斯曼的回应
最为成熟的回应来自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伊兹尼克,即古代的尼西亚。从十五世纪后期起,当地陶工为奥斯曼宫廷效力,烧制在透明釉下以钴料彩绘的石胎器。努尔汗·阿塔索伊和朱利安·拉比1989年的综述梳理了其发展序列:早期的青花阶段,与宫廷图案设计师巴巴·纳卡什相关;十六世纪初的一个时期,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伊兹尼克年表称之为“中国影响强烈,直接仿制瓷器”;然后,自1550年代起,形成了奥斯曼作坊自己的风格。1516
中国原型近在手边。伊兹尼克陶工仿制宫中所藏的元代和明初瓷盘,有时连纹样都一一照搬:藤上的葡萄、拍击礁石的海浪、莲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约1570年的伊兹尼克葡萄纹盘(91.1.102)是一件晚期作品。用博物馆的话说,制作者以石胎“模仿瓷器的外观”,盘心的一串葡萄则“受到十五世纪中国陶瓷的启发”。本记录开篇的图片正是这件盘子。
到1557年,伊兹尼克已能做到景德镇做不到的事。为伊斯坦布尔苏莱曼大清真寺烧制的清真寺灯,是伊兹尼克凸起的番茄红最早可确定年代的实例,这种颜色赋予了成熟期风格独特的面貌。16奥斯曼作坊已经走过模仿阶段,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它们烧制的瓷砖覆盖了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吕斯泰姆帕夏清真寺乃至托普卡帕宫本身的内壁。
萨法维伊朗与荷兰人
在萨法维伊朗,克尔曼和马什哈德的陶工烧制的青花石胎器与中国原作极为相似,以致进入了外销贸易。约兰德·克罗为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所藏萨法维青花编写的目录记录了其品类之广。181644年明朝覆亡,中国瓷器的供应中断,荷兰东印度公司便收购波斯青花运往欧洲;在欧洲,这些器物被当作中国瓷器出售。
代尔夫特:循环在欧洲闭合
荷兰人自己是这条链条的最后一环。1602年和1603年,荷兰各公司的船只劫掠了两艘满载中国货物的葡萄牙克拉克大帆船——圣地亚哥号和圣卡塔琳娜号,并将船货公开拍卖。船上的晚明外销瓷数量之多,荷兰人干脆称之为 kraakporselein,即“克拉克瓷”。2425克里斯蒂娜·范德皮尔-凯特尔估计,1604年至1657年间运往荷兰的瓷器约有三百万件,而福尔克尔对公司档册的研究至今仍是这些数字的文献基础。2627其中一部分从未抵达。公司船只白狮号(Witte Leeuw)于1613年在圣赫勒拿岛附近与葡萄牙大帆船交战时沉没,后来从船上打捞出的中国瓷器——碗、盘以及万历晚期的小型“鸦杯”——是这一贸易年代最明确的证据之一,由范德皮尔-凯特尔编目著录。26

当供应出现波动时——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之后,以及明朝覆亡前后的战乱时期——代尔夫特的锡釉陶工填补了空缺。艾伦·凯格-史密斯的锡釉陶器史记述了代尔夫特的圣路加公会在1610年至1640年的三十年间接纳了十名陶艺师傅,而在1651年至1660年的九年间接纳了二十名;又记述了1654年一场火药爆炸摧毁城镇大部分之后,陶工如何迁入因行业衰落而空置的酿酒坊。28瓷瓶厂(De Porceleyne Fles)创立于1653年;扬·达尼埃尔·范达姆统计,该城历史上共有约三十家陶器作坊。29代尔夫特所生产的,是以钴料彩绘、仿中国瓷器的锡釉陶器:与八个世纪前巴士拉给出的答案如出一辙。
瓷器之名,瓷砖之名
这一地区的语言保留了对白瓷来源的记忆。在波斯语中,瓷器一词成了 chini,意为“中国的”;贝伊哈基笔下的 chini faghfuri,即“中国御用的”,在十一世纪便已是这种用法。3在阿拉伯语中,源自 sini(“中国的”)的 siniyya 成了大托盘的通称。在奥斯曼土耳其语中,çini 一词从进口瓷器转指为与之争胜而烧造的伊兹尼克器,又进而转指伊兹尼克作坊为伊斯坦布尔各清真寺烧制的数以万计的釉面瓷砖。15一个说土耳其语的人把蓝色清真寺的瓷砖称为 çini 时,不知不觉间就是在称它们为“中国的”。
这些词汇记录传播轨迹之精确,胜过任何编年史。一件外来之物以其原产国之名进入语言;仿制品接过了这个名字;而仿制品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之后,又把这个外国名字带进了原物从未涉足的领域——建筑。
进口品取代了什么
这场漫长的传播同时从几个方面改变了伊斯兰世界的陶瓷文化:
- 陶瓷的地位。 精美陶瓷从家用器物等级的底层升至顶端,与金属器和玻璃器并列。
- 胎体。 在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安纳托利亚,石胎取代陶胎,成为精细器物的用料。
- 色彩。 白地蓝彩成为该地区最精美陶瓷的主导配色,前后延续约五个世纪。
- 纹样库。 中国纹样——莲花、牡丹、云肩、龙凤——进入了伊斯兰装饰的语汇。
- 声望的方向。 曾在虹彩工艺上领先世界的伊斯兰陶工,如今要以一种外来标准衡量自己的作品。
虹彩并未消失,却失去了至尊的地位。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具原创性的陶瓷技术沦为若干选择之一,白色胎体和蓝色画笔取而代之。
代价是什么
窑场及其工匠
这场传播是一桩贸易,其账单主要由两端支付:烧造瓷器的作坊,以及运送瓷器的战争。
景德镇在“工业城镇”一词出现之前,就已是一座工业城镇。宋应星1637年的技术百科《天工开物》估算,一件瓷器成器之前要经过七十二道工手。19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于1712年9月1日从景德镇发出书信,据他听闻,当地约有18,000户人家、逾百万人口,窑炉约三千座;他还注意到,火灾频仍,因此镇上建有好几座火神庙。21这一行业耗费巨大:窑中保护每件瓷器的匣钵只能使用三四次,殷弘绪写道,整窑烧坏也是常有的事。21
一代人之后,唐英给出了自己的估计。他写道,景德镇的民窑“有二三百座”,“终年烟火相望,从无间断”,“所雇工匠及帮工不下数十万人”。他又说,这一行业“养活着无数人口,其生计悬于窑火之成败”。20烧造出阿尔达比勒、托普卡帕和代尔夫特那些青花瓷的,正是这群人。
御窑的劳作由宫中宦官督管,而这种督管的记录保存在一种信仰之中。督陶官唐英于1743年记述了陶工所供奉的神祇:
其神姓童,本是当地人,原也是一名陶工。昔日明代烧造大龙缸,连年烧造不成,督工宦官施以极其严酷的刑罚,陶工苦不堪言。于是其中一人舍身以救众人,纵身跃入窑火之中,龙缸随即烧成,完美无瑕。
他的同伴在御器厂内为他建庙,奉他为“风火之神”。20地方传说称他名叫童宾,将他的死置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这个故事是传说,本记录也将其视为传说。然而,一则陶工必须焚身以满足宦官定额的传说,本身就证明了工匠们是如何记忆御窑的。
安妮·格里森对景德镇的研究十分审慎,没有把它说成一座奴隶营。“熟练工匠需求旺盛,却难以控制,”她这样描述十六世纪的御窑,“大多数工匠流动性很强;他们可以到御窑出力,也可以在民窑找活干。”管理者最终“不得不接受自己无力控制劳动力的现实”。22运抵阿尔达比勒的瓷器,出自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大军之手;在御窑,他们受徭役和定额约束,所在的城镇没有城墙,火灾频发,还有一位死于窑火的神祇。
航路及其屠杀
最早描述中国瓷器的那部阿拉伯文编著,也记录了瓷器运输航路上最血腥的事件。十世纪初完成《中国印度见闻录》的阿布·扎伊德·西拉菲记载,878–879年,起义首领黄巢攻陷广州——阿拉伯商人称之为“广府”——其部众屠杀了城中的外国居民;他按自己听到的说法给出了数字: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共120,000人。2这个数字无从核实,很可能有所夸大。阿布·扎伊德本人将这场起义及其余波视为海湾与中国之间旧有直接贸易的终结。这一代价属于航路本身,已在本图谱关于季风贸易的记录中论及;此处记下,是因为陶瓷贸易也是在广州断送的生意之一。
战利品:1514年的大不里士与1517年的开罗
第二份账单以征服支付。伊斯兰世界的中国瓷器大收藏,并不全是买来的。它们是抢来的。
1514年8月,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在查尔迪兰击败萨法维的伊斯玛仪沙,占领其都城大不里士。宫廷宝库被运往伊斯坦布尔。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目录指出,城破之后,“一份奥斯曼档册记载,在八天堂宫及大不里士其他地方找到了六十四件瓷器”,这些瓷器随即进入奥斯曼宝库。14与瓷器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人。大不里士的艺术家和工匠被押往伊斯坦布尔;其中一人,大不里士的哈比卜,出现在1525–26年的一份档册中,身份是宫廷瓷砖匠的师傅,手下有十名学徒。1516对大多数大不里士人而言,他们是自愿前往还是戴着镣铐被押走,史无记载。但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自己的城市已经陷落——这一点有据可查。
三年之后,塞利姆征服了马穆鲁克苏丹国。大马士革于1516年陷落,开罗于1517年1月陷落。同一份目录写道:“用来将战利品运往伊斯坦布尔的一千头骆驼,想必驮载了数十件、乃至数百件瓷器。”14马穆鲁克的收藏,是经两个半世纪的贸易和外交馈赠积累而成的,就此因征服而成为奥斯曼的财产。
掳获:克拉克大帆船
第三份账单在海上支付,付于将中国瓷器带给荷兰人的暴力之中。
- 圣地亚哥号,1602年3月14日。 科内利斯·巴斯蒂安松率领两艘泽兰船只,在圣赫勒拿岛附近袭击了这艘葡萄牙克拉克大帆船。船上乘客、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卡莱蒂留下了记述:船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船上的人被赶进小艇并遭搜身以寻找珠宝,有人溺水身亡,被带上船的女奴被迫将主人的贵重物品藏在自己身上。23
- 圣卡塔琳娜号,1603年2月25日。 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克率三艘船,在新加坡岛东岸外海俘获了这艘1,500吨的克拉克大帆船。船上载有近千人——士兵、水手、妇女、儿童,以及准备卖作奴隶的俘虏。他们交出船只和货物,换取了活命。24
- 判决。 1604年9月9日,阿姆斯特丹海事法庭宣判圣卡塔琳娜号为合法捕获物。公司委托年轻的胡果·格劳秀斯为这次劫掠辩护,他由此写成的著作成为《海洋自由论》的基础,即主张海洋自由的论说。2425
这些船货中的瓷器,正是教会荷兰人渴求青花的那批货。代尔夫特便建立在这种品味之上。
落败的陶工
最后一份账单由伊斯兰陶工自己支付。他们的产业因中国标准而生,最终却敌不过中国的供应和欧洲的市场。伊兹尼克的衰落始于十六世纪末。1648年旅行家艾弗里雅·切莱比到访时,按阿什莫林博物馆的概述,他数到“仅剩9家作坊,而在该产业鼎盛时期有300多家”。16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曾为其1609–17年建造的清真寺向伊兹尼克订购逾20,000块瓷砖;不出一代人,这座城镇已无力承接这样的订单。
账单
与这场传播的跨度——八个世纪、三大洲——相比,代价属于中等,且大多是间接的:
- 劳动。 景德镇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在御窑承受定额和宦官督管,被铭记于一位死于窑火的陶工的信仰之中;伤亡人数没有任何统计留存。
- 征服。 1514年从大不里士、1516–17年从大马士革和开罗掳走的瓷器与工匠;这些战役的伤亡属于战争而非瓷器,但其战利品充实了奥斯曼宝库。
- 劫掠。 1602年和1603年对两艘葡萄牙克拉克大帆船的暴力劫夺,有乘客溺亡,船上有被奴役的俘虏,还有一套为之辩护而写就的法律学说。
- 取代。 虹彩失去了地位;伊兹尼克,这一伊斯兰世界对中国最出色的回应,从数百家作坊崩落至九家。
本记录将代价评为2级。从根本上说,这场交流是艺术史上最富成果的交流之一:巴士拉的一只碗、卡姆萨尔的一座钴矿和江西的一座窑,共同造就了世界上被仿制最广的陶瓷。然而,收藏它的宝库部分是由战争填满的,而制作它的双手并没有停下的自由。
随之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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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一艘船在勿里洞附近沉没,船上载有约60,000件运往海湾的中国陶瓷,其中有三件已知最早的完整中国青花盘,所用钴料可能来自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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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巴士拉陶工以锡釉陶仿制中国白碗,并以钴蓝施绘,这是最早为伊斯兰市场烧造的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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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卡尚陶工以石英、熔块和黏土烧制镂空石胎碗,这种白色胎体是为与中国瓷器争胜而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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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元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数十年内,由泉州穆斯林商人输入的波斯钴料造就了中国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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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阿布·卡西姆·卡沙尼写下石胎配方,并描述了卡姆萨尔的钴矿石及其有毒的红色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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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塞利姆一世攻占大不里士:八天堂宫的六十四件瓷器,连同城中的艺术家和瓷砖匠,被一并带往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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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奥斯曼征服开罗,马穆鲁克苏丹国覆灭;一千头骆驼将包括瓷器在内的战利品驮往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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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为苏莱曼尼耶清真寺烧制的伊兹尼克灯具上出现了最早可确定年代的凸起红彩:奥斯曼陶工从仿制中国瓷器走向了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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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克在新加坡附近劫获圣卡塔琳娜号;船上中国瓷器的拍卖,让荷兰人有了“克拉克瓷”(kraakporselein)之名,也有了对青花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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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阿拔斯一世将1,162件中国瓷器捐给萨法维王朝在阿尔达比勒的家族圣陵;今存80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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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艾弗里雅·切莱比发现伊兹尼克仅剩9家作坊,而该产业鼎盛时有3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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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瓷瓶厂(De Porceleyne Fles)在代尔夫特创立,是当地约三十家烧制锡釉仿中国青花的陶器作坊之一。
今天它在哪里延续
参考文献
- Sauvaget, Jean (ed. and trans.). Aḫbār aṣ-Ṣīn wa l-Hind: 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Inde rédigée en 851.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48. fr primary
- Abu Zayd al-Sirafi. 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 Ed. and trans. Tim Mackintosh-Smith. Library of Arabic Litera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paperback 2017). en primary
- Hallett, Jessica. "Pearl Cups Like the Moon." In Regina Krahl et al. (ed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0. en
- Krahl, Regina, John Guy, J. Keith Wilson and Julian Raby (ed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and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2010. en
- Matin, Moujan, Michael Tite and Oliver Watson. "On the origins of tin-opacified ceramic glazes: New evidence from early Islamic Egypt, the Levant, Mesopotamia, Iran, and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97 (2018): 42–66. en
- Mason, Robert B., and M. S. Tite. "The beginnings of Islamic stonepaste technology." Archaeometry 36, no. 1 (1994): 77–91. en
- Mason, Robert B. Shine Like the Sun: Lustre-Painted and Associated Pottery from the Medieval Middle East. Costa Mesa: Mazda Publisher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2004. en
- Allan, J. W. "Abū'l-Qāsim's Treatise on Ceramics." Iran 11 (1973): 111–120. (Translation of the ceramics chapter of Abu'l-Qasim Kashani's treatise of 700/1301.) en primary
- Finlay, Robert. "The Pilgrim Art: The Culture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9, no. 2 (1998): 141–187. Expanded as The Pilgrim Art: 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en
- 刘新园(Liu Xinyuan)。〈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与画局〉。《景德镇陶瓷学院院报》第3卷第1期(1982)。 zh
- Yule, Henry (trans. and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 2.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66. (Includes Ibn Battuta's account of China.) en primary
- Pope, John Alexander.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en
- Krahl, Regina, with Nurdan Erbahar; e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ı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3 vols. London: Sotheby's, 1986. (Including Julian Raby and Ünsal Yücel, "Chinese Porcelain at the Ottoman Court".) en
- Ashmolean Museum, Eastern Art Online (Yousef Jameel Centre for Islamic and Asian Art). "Dish with chrysanthemum sprays and lotus flower", catalogue entry.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en
- Atasoy, Nurhan, and Julian Raby. Iznik: The Pottery of Ottoman Turkey. London: Alexandria Press, 1989. en
- Ashmolean Museum. Islamic Ceramics: Iznik — "Timeline", "Iznik evolves: 1520–1550"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en
- 三上次男(Mikami Tsugio)。『陶磁の道』。岩波新書。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 ja
- Crowe, Yolande. Persia and China: 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501–1738. London: La Borie, 2002. en
- 宋應星(Song Yingxing)。《天工開物》,〈陶埏〉。1637. English translation: E-tu Zen Sun and Shiou-chuan Sun, T'ien-kung k'ai-wu: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zh primary
- Tang Ying. Taoye tushuo (Twenty illustrations of the manufacture of porcelain), 1743. Trans. Stephen W. Bushell in Oriental Ceramic Art: Illustrated by Exampl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W. T. Walters. New York: D. Appleton, 1899. en primary
- d'Entrecolles, François Xavier. Lettre au P. Orry, Jao-tcheou, 1er septembre 1712. In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recueil XII. Paris, 1717. fr primary
- Gerritsen, Anne. The City of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Ch. 9, "Skilled Hands: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and Skill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Imperial Kilns", 175–194. en
- Carletti, Francesco. My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Trans. Herbert Weinstock. New York: Pantheon, 1964. (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no al mondo, completed c. 1606.) en primary
- Peace Palace Library. "The capture of the Santa Catarina (1603)." The Hague: Peace Palace Library, 2018. en
- Van Ittersum, Martine Julia. Profit and Principle: Hugo Grotius,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and the Rise of Dutch Power in the East Indies, 1595–1615. Leiden: Brill, 2006. en
- Van der Pijl-Ketel, Christine L. "Chinese ceramics salvaged from the Witte Leeuw (1613) and other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wrecks." Stichting Aziatische Keramiek /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 en
- Volker, T.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Leiden: Brill, 1954. en
- Caiger-Smith, Alan. Tin-Glaze Pottery in Europe and the Islamic World: The Tradition of 1000 Years in Maiolica, Faience and Delftwa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3. en
- Van Dam, Jan Daniël. Delffse Porceleyne: Dutch Delftware 1620–1850. Zwolle: Waanders;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04. nl
- Hirth, Friedrich, and W. W. Rockhill (trans.).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ï. St Petersb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en primary